臺灣聯合報系資料圖

　　香港《亞洲財經》2015年11月號發表題為《住宅：臺灣廉價的選票》的文章，作者是金麗萍。文章內容如下：

　　對于臺灣經濟、社會發展，住宅問題像是一顆深水炸彈，它帶著老百姓隨時可能引爆的怒氣。最近，加上大選助燃，政治人物個個都想拆解引信。只不過，這個平民百姓的終身大事，什么時候可以不再淪為競選道具？

　　2014年底，臺灣一場史無前例的“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勝，使得臺灣“六都”被綠化了五都。套句民進黨內部自己的說法：怎么贏的？很顯然，民怨幫了綠營。只是，一年過去了，當初的房事支票，被迫兌現；這時，當初支持民進黨的民氣，是否因手中的空頭支票而逆轉為民怨？在已得天下的“各都”首長眼里，它真是一張最貴的選票。

　　妙的是，對臺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而言，住宅問題似乎只是一張廉價選票。在三黨候選人洋洋灑灑的政見中，住宅問題又被重重舉起，怎么落實？此刻，彷佛非他們所思所想。

　　在臺灣，住宅問題有多嚴重？它拖累了臺灣整體競爭力、拉大貧富差距、癱瘓社會正常運作機能著實是民眾郁卒苦悶的源頭。

　　首先，就是高房價。一個年輕人終其一生不吃不喝，都不容易在臺北市買到一間象樣的房子。買不起房，使得臺灣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失去成家的盼望，不少年輕人，索性放棄結婚念頭，打定光桿一生，他們含恨以亞洲地區最低的生育率回報政府。

　　再者，臺灣社會住宅興建率，全亞洲最低，它突顯政府長期漠視一般民眾的居住問題。據統計，臺灣地區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只有7000戶，占總屋數的0.08%，相較于東亞鄰近國家，這個數目更顯得離譜。以日本而言，日本社會住宅數達345.6萬戶，占該國總屋數的6.06%；韓國則有112萬戶，占6.5%，兩國社會住宅的占比，都是臺灣地區的80多倍；而最近，韓國政府更是發狠，準備在2018年將社會住宅占總屋數的比率，拉升至12%。

　　解決民眾居住問題，是臺灣選舉的必考題，但也是考古題。選前輕承諾，選后，它就像一顆大火球，因極其燙手，被政治人物在打房、救市、大興社會住宅間拋來拋去。面對高房價，政府想打房，卻擔心傷了建商，隨即的救市，又惹得輿論圖利之說。

　　2014年7月，臺灣財政主管部門為抑制房價，落實居住正義，修正公布房屋稅條例。基本上，修正重點是將住家用房屋分為“自住”及“非自住”，調高住家但非自住的房屋稅為1.5%至3.6%，并授權各縣市政府制定實際的征收率；其中，有部分縣市政府采取以持有房屋數分級加重課稅；按其稅賦屬性，被市場形容為“囤房稅”，意即：房屋數愈多，所需繳納的稅負愈重。

　　只是，近日臺北市政府又以錯殺納稅人為由，通過修正《臺北市房屋稅征收自治條例》。拉回修正為一年內未賣出的房屋，不再課征囤房稅。此舉被外界譏為打房破功，只做半套，圖利建商。

　　打房救市，臺灣政府在臺前演出皮影戲，背后有多少利益的拉扯？標準的順了姑情、逆嫂意。那么，建造社會住宅，會是一張人人叫好的安全牌嗎？

　　候選人奢談居住正義

　　選前，對政治人物而言，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于是，三黨候選人的政見中，無一自外于社會住宅的政見。其中，民進黨的蔡英文強調，將于未來八年內，將20萬戶社會住宅的需求填補起來，這個說法被輿論戲稱為柯文哲八年5萬戶的“加長版”。而國民黨之前由洪秀柱所提出的公民住宅政策版本顯得大膽，強調五年之后，在合理的通勤范圍內，讓人人買得起的房子，朱立倫取而代之后，至今還未提出更新的主張。親民黨的宋楚瑜也不遑多讓，宋楚瑜以其政治資歷提出建言，應將土地還給人民，他也表示，應讓年輕人可以在合理的價位上，租到合適的房屋。

　　三黨候選人談居住正義，像是比賽寫作能力，支票先開了再說。只是，這一張最便宜的選票，在選后，它卻成了一張最昂貴的選票。看看去年走馬上任的“六都”首長吧，個個背著區內百姓的居住重任，頭頂著鋼盔進入市議會，隨時準備挨哄，不難看出這張選票有多貴了。

　　聚集高人氣的臺北市長柯文哲，選舉期間開出的重要居住支票，就是在他首屆任期內興建完成2萬5千戶社會住宅，任期拉長至八年，則完成5萬戶。首先，柯P面對的是這2萬5千戶社會住宅的土地從哪里來？再者，為數可觀的社會住宅會對周圍房價帶來多大的沖擊，會不會不明說打房，卻造成打房事實？他還沒來得及找出答案，在捷運聯開宅轉作社會住宅的作法，已被自己打臉，高達新臺幣三萬元的聯開宅租金，豈是一般人租得起的？于是，他硬著頭皮改稱：捷運聯開宅改租為售。

　　其他新科五都首長，像是桃園市長鄭文燦、臺中市長林佳龍，日子也都不好過，為兌現在選舉期間聲嘶力竭開出的興建社會住宅支票，四處奔波找地。

　　選舉期間開支票，未嘗不是政黨包裝政治人物急于任事的表現，數字管理也不是壞事；但要問的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方法在哪里？是否具有足夠的合理性？中間的路障有哪些？如何移除？

　　2016年無論臺灣地區領導人大位誰來做，都得向老百姓說清楚、講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