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談之六：孫中山先生論中國統一的方式
“向來主張和平統一”，必要時“勢不能不藉武力”
面對辛亥革命后南北對峙的復雜局面，孫中山先生突出表現為竭誠謀求和平統一，提出“謀國之道，茍非變出非常，萬不得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為民困”。基于“天下為公”的宗旨，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不久，孫中山先生為換取“民國統一，永無僭亂”，竟委曲求全讓位給袁世凱；當袁世凱與南方革命黨尖銳對立，帝國主義公開提出“南北分治”時，中山先生又接受袁的邀請上北京與袁“共商國是”（一月之內會晤13次），開啟南北和談；此后10多年，為推動討論和平統一問題，中山先生在各種場合多次表示“建議召開和平會議”、隨時“準備同接受我條件的任何領袖合作”、贊同召開“南北各方領袖平等聯席會議”等等。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推倒北京直系政府，發出“和平解決國是”通電，并請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中山先生不顧個人安危，11月10日毅然決定抱病北上，并發表宣言，接受當時中國共產黨“以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的主張，正式提出“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統一與建設”。此后4個月，中山先生遺囑還諄諄告誡“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其彌留之際仍在呼喚“和平、奮斗、救中國”。
在這樣“盡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的艱難過程中，中山先生并非完全反對使用武力。他1912年首次北上議和時，專門向參議院提交了為應變議和失敗而不得不作戰的方案；1924年二次北上議和前，已創辦黃埔軍校以期培養能承擔統一中國大任的軍事人才；1913年、1915年，先后針對袁世凱制造“宋教仁血案”、籌備“洪憲帝制”，發動“二次革命”、“護國運動”；1917年、1921年，更針對北洋政府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針對軍閥割據造成國家四分五裂，兩次發動“護法運動”；1921年還針對軍閥弄權“非法解散國會”的北京政府，在廣州推動成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并作為非常大總統、以大元帥名義下令北伐。
值得指出，中山先生關于實現國家統一“和”與“戰”的思想，是在其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而“與時俱進”的。為推翻使中國“國不成國”的清朝封建帝制，中山先生主張武裝革命“恢復中華”，并直接、間接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待草創共和、建立民國后，為解決南北對峙的問題，又力倡以和平而非以武力實現統一。其所以如此，一是擔心統一“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于專制”，二是認為“唯以民治為統一方法”，“武力不過輔助民治之不及”。但是，事實正如其自己所言，“文喜共和告成，戰爭可息，慨然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而自盡力于鐵路事業。不謂知人不明，民國遂此多事，帝制議起，輿論嘩然；雖洪憲旋覆，而余孽尚存。軍閥專擅，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為何會這樣？中山先生自我反省：“這個病根在于調和。調和的意思，本來是大公無私，求和平統一的。無奈一般腐敗的官僚和軍閥，發起反對共和。譬如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督軍團造反同割據的聯省自治，把一個國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國便不能統一。”于是，中山先生又曾想以廣東的軍事力量為基礎，先“統一西南”，再“統一中國”。經陳炯明叛變而撤退上海，1923年驅逐陳炯明再于廣州重建大元帥府，中山先生深感軍力的作用。其間得到中共和蘇俄的幫助，中山先生認識到“俄國革命能以一百英里之地，應十八面之敵，三數年間，卒將內亂外患次第戡定者，因軍隊全屬黨人之故也。”由此，中山先生終于明確提出，要組建革命黨自己的軍隊，“吾黨宣傳功夫，此后應積極從軍隊著手，庶可以立統一之基礎”。1924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58歲生日的第二天啟程北上議和時，專門視察其手創的黃埔軍校，表示其所倡三民主義，能望實行的就在黃埔軍校的學生。次日又表示，為實現“本黨主義”，一方面“我們北上，在政治思想做功夫”，一方面“北伐當然積極進行，長驅直搗鄂蘇”。
綜上所述，為“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中山先生既為采取和平的方式“竭志盡誠”——包括1912年“以政權讓袁世凱”謀“共和造成”、1924年“以放棄（南方）地盤”（北上）謀“開國民會議”，以及在這兩者之間還曾主張過的“以筆闡發共和真理，冀達民治之統一”“用文治去感化各省”來“統一中國”“期以四派（直系、奉系、皖系、西南護法諸省）相周旋”來“圖統一之效果”“以裁兵為第一步”得“真正之和平統一”等；又能在必要時斷然訴諸武力——包括先后發動的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護國運動”、1917年和1921年兩次“護法運動”，1922年北伐開始；還能致力文、武結合——提出“以輿論做后援，以武力做基礎”“以廣東為模范，統一西南，以西南為模范統一中國”。如此種種，實際上已一定程度體現了在統一方式上和、戰兩手的有機結合。雖因歷史局限效果不彰，但屢敗仍屢戰、愈挫而愈奮，志存高遠，令人感佩。（華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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