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4月17日是《馬關條約》簽訂120周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學者禇靜濤特別為中國臺灣網撰稿，回顧當年與這個不平等條約有關的人與事，同時寄語海內外中華兒女：記取歷史教訓，共謀國家復興，維護人類和平，不使歷史的悲劇重演！

　　翁同龢（1830—1904年），江蘇常熟人。1856年中一甲一名狀元，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因其為光緒皇帝的老師，備受倚重。在甲午戰爭期間，他參與清政府的戰、和決策。《翁同龢日記》保存了一些珍貴史料，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清政府高層的若干內情。

　　1894年，清政府忙于慶祝慈禧太后60大壽。7月25日，日本挑起甲午戰爭。清政府高層一些官員諳于日本國情、軍情，自以為泱泱大國擊退日軍，易如反掌。光緒皇帝長于深宮，年少無知，缺乏處理國家大政的經驗和能力。翁同龢貴為帝師，在對日戰爭決策上，卻少穩健持重，力主開戰，不知清軍能不能戰，更未設想一旦戰敗的災難后果。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舉國上下發憤圖強，軍力發展迅速。面對東方巨人，日本朝野雖有擊敗清軍的勇氣與意志，至于能否打贏，并沒有十足把握。直至9月中旬，日軍攻占平壤，在大東溝擊沉多艘北洋艦隊軍艦，士氣大長，才在心理上占據上風，擺脫了幾百年來，與中國軍隊作戰，屢戰屢敗的陰影。

　　9月18日，翁同龢得知，“海軍在大東溝外遇倭船十二只，我船十一只，濟遠逃回旅順，而致遠、經遠、揚威、超武四船皆沉矣，又聞平壤已失，益覺肝火上炎”。葉志超狂奔500里，退回鴨綠江西岸，清軍兵敗如山倒。20日，翁同龢記到，“連日軍情水陸如此，鴨綠一線可危，即渤海亦可危”。

　　此時，清軍主力部隊已不能戰，守亦很難，求和是保存實力、徐圖再起的一條現實路徑。文武百官都明白，求和止損無異名節皆失，將背負千古罵名。翁同龢取明哲保身之道，“臣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也”，道出了他內心的苦痛。慈禧太后見無人愿意出來承擔求和的苦差，只得下令“現在斷不講和，亦無可講和”。

　　9月28日，翁同龢奉旨東行，30日到天津，見李鴻章，傳達清廷的命令。李鴻章如實相告，“緩不濟急，寡不敵眾”。翁同龢曉以利害：“陪都重地，陵寢所在，設有震驚，奈何？”李鴻章答道：“奉天兵實不足恃，又鞭長莫及，此事真無把握”。

　　北洋水師遭到重創，已不能再出海作戰。日軍長驅直入，攻打遼東，清軍苦戰。光緒帝向群臣問計，皆默默無聲。11月5日，翁同龢記道，“恨臣才略太短，無以仰贊也”。22日，美國公使田貝擬出面，調停中日戰事。光緒皇帝卻說，“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進之時，而云停戰，得毋以計誤我耶？”24日，翁同龢得“旅順不守”電，“為之驚悸”，“不能睡，默坐永嘆”，“憤慮填膺，恨不速死”，而“同儕中尚有談笑自若者”。清政府將“李鴻章革留摘頂，責令嚴防各口，并親歷大沽、北塘”。此時，清政府高層知敗局已定，屈辱求和難以回避。

　　12月9日，翁同龢“飯后到督辦處與恭邸言，停戰即在派全權之中，全權既派，戰必自停，失此隆冬可乘之機，明春更難為力”。他感慨，“可恨者兵未到齊，到亦無械，且須休息操練，然則終亦緩不及事而已”。15日，“知海城于十五日失守，陪都（指沈陽）危在旦夕”。18日，翁同龢“委頓欲死，中夜不寐，吟呻達旦”，苦痛溢于言表。

　　此時，翁同龢也顧不得名節，終于調整立場，從主戰轉為求和，害怕日本拒不和談。1895年1月14日，翁同龢坦承，“臣于和議向不敢阿附，惟茲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議和，正欲得其貪吻之所出先作準備耳，幸少留意”。

　　面對清政府的求和，日本朝野決定一鼓作氣，消滅北洋水師，提出更高的要價。1月22日，翁同龢知“榮城縣失守，威海益迫，恐旦夕復失”，“電旨幾無可寫，但令海軍船出口迎擊耳”。日軍以優勢兵力圍攻威海衛，北洋水師艦損兵疲，苦苦支撐。此時不是出戰送死，而應保存實力，留一點血脈，如果保不住軍艦，也要保住高級將領。國家培養一名優秀艦長起碼要20年時間，比買一艘軍艦要復雜得多。

　　翁同龢年少成名，平步青云，以清流自居，為太平時期之循吏，卻乏挽大廈于既倒的經驗與能力。1月25日，除夕之夜，翁同龢深刻剖析了自身缺陷，“自念以菲材而當樞要，疆事如此，上無以對大造之恩，下無以慰薄海之望，于講帷則無補救，于同列則致猜疑，疾病纏綿，求死不得，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1月26日，乙未新年正月初一，清廷照例慶賀新年。30日，翁同龢“得煙電，威海炮聲隆隆”。31日，“知威海南臺不守”，“海艦依劉公島泊，而島上擊沉倭船兩只，大局糜爛矣。焦灼憤懣，如入湯火”。

　　2月3日，北洋水師急電清廷，“請發重兵往援”，百官“相對默然，計無所出”，坐視北洋水師全軍覆滅。翁同龢“抵暮散歸”，“憤極愧極，寇深矣，若之何？”10日，光緒皇帝“問諸臣時事如此，戰和皆無可恃，言及宗社，聲淚并發”。翁同龢“流汗戰栗”，不知所措。早知今日戰敗，何必當初主戰？

　　日本政府挾大勝之勢，獅子大開口，開出割地賠款的巨額數字，要求清政府派李鴻章任和談代表，赴日本談判。2月22日，李鴻章到北京，上奏清廷，“割地之說不敢擔承，假如占地索銀，亦殊難措，戶部恐無此款”。翁同龢退而求其次，“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當努力”。李鴻章對翁同龢心存鄙視，認為他夸夸其談，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建議翁同龢為主談代表，同赴日本求和，將了翁同龢一軍。翁同龢還算有自知之明，“若余曾辦過洋務，此行必不辭，今以生手辦重事，胡可哉？”不敢赴日本求和。

　　日本開出割讓遼東半島、臺灣等地的要價。4月17日，李鴻章在日本馬關春帆樓上，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將遼東半島、臺灣島、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賠款白銀2億兩。　　

　　優生劣敗，適者生存。悲慘的教訓，使一部分有識之士深感，只有變法圖強或可為國家找到一線生機。10月25日，英國公使歐格訥“深談中國貧弱，他國有并吞之心，其言絕痛”，翁同龢“謂然而嘆，知六合以外此理同矣”。31日，英使歐格訥臨別，向翁同龢等人贈語，“自中倭講和，六閱月而無變更，致西國人群相訾議。昨一電曰德欲占舟山，今一電曰俄欲借旅順。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廣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許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國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難能也”，“今中國危亡已見端矣，各國聚謀，而中國至今熟睡未醒，何也？”翁同龢良知未泯，無言以對。

　　變法圖強，談何容易？裁撤冗官冗員，則數萬官吏生計受到影響，他們到哪里謀生？廢科舉、建學校，則幾十萬秀才、舉人到何處找出路？開工廠、修鐵路，幾百萬小生產者將面臨失業的威脅？大清王朝的文武百官找不到挽大廈于既倒的良方，只能眼睜睜看著這個王朝走向毀滅。（本文作者為近代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