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愛國主義？它是個體或集體對其祖國的愛戴與支持。用列寧的話說，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對祖國的深厚感情。由此而言，愛國主義是一種神圣的不可褻瀆的情感和行為。中華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特別是每到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都是愛國主義精神起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愛國主義，這便決定著對愛國主義的本質特征與現實表現給予深刻認識十分重要，特別是對弘揚愛國主義面臨的挑戰予以深刻把握十分重要。那么弘揚愛國主義面臨何種挑戰？首先是時代變遷與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信息化和全球化，都在改變著我們的國家觀，從而對愛國主義也產生重大影響。

　　愛國情感猶如鄉土情結。在傳統的農業經濟社會，人們皆被封閉在一個狹小的環境中，個體相對自然軟弱無力，因而相互依賴，正是依賴而形成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族情、鄉情。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的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口流動速度加快與城市化水平提高，社會關系、人際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族情、鄉情逐漸淡化。這具有不可逆性。

　　愛國主義呢？在國門關閉的年代，在世界處于動蕩或由冷戰形成一個個“柏林墻”的狀態下，國民對國家的依賴性很強，因而愛國主義有著堅實的社會基礎。隨著國門大開，人們知道了世界上許多與我們迥異的價值觀、國家觀，這些價值觀開始與我們持有的價值觀產生碰撞。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深度改變著世界，我們看到了申根協定下的歐洲國家，國界竟然是那樣模糊；一些聯盟國家，面對過去靠戰爭來解決的國家體制，一次國民投票便可在平靜中改變。比如，蘇聯往往一次全民公投即可決定某一共和國是否留在聯盟內，這種情況還反映于其他一些國家中。再加上移民隊伍的擴大，“地球村”、“地球人”、“雙重國籍”的話語及其背后的新的國家觀念逐漸形成。

　　進一步分析，中國崛起的狀態和背景，也對愛國主義產生影響。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的崛起，盡管我們還不敢言中國已經實現了崛起，但中國正在影響世界卻是無疑的。如何才能讓世界接受我們？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世界上擔負更多的道義責任。這樣，評價我們的行為與愛國主義表現形式就需要變化和調整。

　　正如我們在談論錢學森之時，可以說他代表著一個時代，并且其行為最大限度地張揚著愛國主義精神，但放在當代，我們又不能不說，雖然錢學森的精神依然值得弘揚，但其行為不一定能夠完全復制，至少不能完全以那一種尺度來評價今天的愛國主義。因為，中國既然已經開放，同時走向世界，作為崛起之大國，就必須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那么，回國搞建設是一種愛國行為，而走向世界為中華民族爭光，未必不可以展示愛國情懷。僅僅以回國或出國判定愛國與否，有嫌狹窄，刻板的結果有可能抑制一個民族的成長和擁有廣闊的胸懷。

　　當然，對愛國主義影響更為深刻的還是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以及人權超越主權等西方思想的沖擊。國家是一個政治概念，其與意識形態聯系緊密，至少一百年來在世界熱戰冷戰交替，政治制度對抗激烈的情況下是這樣。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建立于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愛國主義必然發生變化。又由于反恐已成為世界所有國家的共同使命，這就為人權超越主權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兩大存在決定了，不能順應時代的變化，重新界定愛國主義的內涵與表現，難免不流于符號化而無質感。

　　此外，對愛國主義的影響比較大的，還包括文化傳統及其差異。在這方面，我們和西方社會區別很大。在大一統思想深入民眾心理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國家很重要的是反映在版圖上，而不是人的價值取向上，但西方人則更多的是強調群眾的國家認同，不認同就分家，沒有太多的留戀。文化的差異處于各自獨立存在的狀態下時，相互都不影響，而在文化交流加強的情況下產生文化碰撞則在所難免。這種文化碰撞一定包括愛國主義。

　　以加拿大人的國家觀和行為為例，他們的國家觀念較我們似乎要弱得多。以不太久遠的魁北克省鬧獨立為例，當時加拿大就進行過一次公投，假如那次投票超過法定數，今天的加拿大已經是兩個國家了。再如2010年年底筆者到加拿大訪問時，曾經追問其軍方人士對英法殖民史、朝鮮戰爭史的看法。他們的回答十分輕松：“那只是個歷史事件！”以這樣的觀念與我們交往，必發生沖撞。

　　到這里，我們談論愛國主義的時代特征，就必然有一個與世界精神脈動同頻共振的問題，這是必須的。如孫中山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我們要很好地借助愛國主義的力量，就必須與時代對接，不能把愛國主義帶向民族主義的泥潭。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平衡點需要把握，即發展和豐富我們的愛國主義一定要處理好與現實精神系統和文化傳統的關系。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其特色，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有其特色，中國的精神大廈更有其特色。

　　以后者為例，西方世界所謂的信仰指的是宗教信仰，雖然其社會運行高度依賴資本的自身發展規律，但他們在無法跳出資本對社會和人的規范的情況下，盡可能通過宗教把人引向善。正是這一原因，美國的每一個美元上都印有“我們信靠上帝”。我們強調的信仰則主要是指政治信仰，這就產生了特有的話語系統。比如我們認定愛黨與愛國是一碼事，比如我們把西方人性和職業屬性的思想和行為，都以政治屬性來解讀和發揮，等等。

　　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或不必改變自己，甚至無法改變自己。從人文傳統上講，我們更主要地是借助儒家倫理來規范社會行為，而非借助宗教。這就意味著，我們的愛國主義的發展完善并不能完全照套別人，而必須關照政治理念和人文傳統。否則，有可能把自己置入紊亂或歷史虛無中。也就是說，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賴以成長的文化基礎和人文精神，雖然我們強調在中國處于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價值觀念上必須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元素，保證自己不斷創新和超越，但與此同時，也需要強調，一個民族過于劇烈地改變自己，以適應世界的發展，帶來的不一定是融入世界，而可能是摧毀自己的同時沖擊世界。比如，中國也像西方那樣讓某一塊土地上的人們自由投票以決定是否留在中華大家庭，那么中國人心靈深處必將更無精神寄托，因為原本我們的精神空間就已經虛無。

　　除了在弘揚愛國主義過程中把握好基本原則，我們也要針對現實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改善自我。諸多內容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如何提升民族內聚力的問題。其實，愛國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處在當今時代，任何一種主義都無法以強制的方式讓人接受，只能以自身具有的吸引力來實現。這就如同西方世界從基督教一統天下解放出來后，人們有了選擇的余地，這就迫使宗教改革以適應現實。愛國主義到了今天，要保證得到張揚，并不是無條件的，至少需要給出讓人信服的理由。讓國民認同并熱愛國家，并不是無條件的，而需要國家和它的政府對國民給以有效關照。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達成交換俘虜協議，以色列政府以釋放上千名巴勒斯坦囚犯換回士兵沙利特，這具有強烈的精神沖擊力和啟示意義。這個看似賠本的買賣，以色列實則大賺一筆。因為，它告訴每一個以色列人，國家和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不惜代價關照國民，特別是對那些為國奉獻者。試想，當每一個國民在國外遇到危難之時，總能感知國家意志，感知政府的存在，國民必因此而為祖國而驕傲，由此加深愛國情感。放到社會生活層面也是這樣，當病床上的父母，成長中的學童，在他們無力自救之時，看不到政府的影子，得到的只是冰冷的市場經濟的所謂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那么他們也便沒有了愛國的理由。即使不是這樣，假如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小部分人享有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而絕大多數人不能享有或較少享有，這時讓其愛國也是奢談。為什么西方社會的福利制度常被詬病為養懶漢的制度，卻并不會因此而改變，而是仍然把大多數政府收上來的錢放到了民生上，就在于他們因此而獲得了政府與民眾間的紐帶。到這時，民眾便知道國家和自己究竟存在著什么關系。這也是在正式場合，包括狂放不羈的美國西部牛仔也會在國歌聲中把自己的右手放在左胸心臟處，表現出一種虔誠的重要原因。

　　甚至我們也需要在這里提醒，愛國主義是要與時俱進的。我們面對的世界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模樣，我們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也需要融入世界，即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還應維護世界共同的利益；在強調自己祖國的同時，還需要容忍別人愛他自己的國家，包括允許原本是國人，后移居海外加入了他國國籍的人，重新融入他的國家和愛他所屬的國家。我的一個朋友說過，他的一個12歲的侄女出生在加拿大，她去美國旅游，在邊境線上回答提問時說“我是加拿大人”。這聽起來讓我們感覺不爽，而事實上這才是正確的價值觀。中國人如果想讓世界接受自己，那么，要么保證堅守自己的中國國籍，要么融于自己國籍的所在國，倘若因為黃皮膚、黑眼睛，就要求幾代前移民美國的駐中國大使駱家輝不能效忠美國，而應效忠中國，就太不靠譜了。這種所謂的愛國只能墮入民族主義的泥潭，不僅沒有達到真正的愛國目的，并且還會把中國變成不受世界歡迎的國家。至少，如果讓那些已經成為他國國民的人，一定要身在曹營心在漢，那么只會造成他們的人格背離，而不會收獲更多。

　　說了很多，無非想說明，沒有了愛國主義，一個國家將不再擁有凝聚力、向心力，我們的靈魂世界也會缺少許多，但愛國主義一定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以便保證其堅守于民眾之中。（作者：國防大學教授 公方彬）注：本文選自作者《大思想——中國崛起的瓶頸與突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