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后亞太地區安保秩序最大的變化無疑是中國崛起。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有些放緩，但在本世紀20年代超過美國幾乎已無懸念。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同時也在崛起。另一方面，長期處于壓倒性優勢的美國的地位則相對弱化，對外干預的積極性也呈下降趨勢。在考察地區安保秩序時，必須以動態視角來觀察這種多元的力學變化。

　　力量平衡的變化與帶來大國和挑戰國戰爭的“大國興衰”歷史大不相同。今天的新興經濟體全都是在自由貿易體制下發展起來的，在崛起的過程中高度依賴國際經濟體制。圍繞中國崛起的國際關系，并非冷戰期間那種明顯的陣營間對立，其特征將比較復雜，既有摩擦和牽制，又有合作與聯合。

　　要想實現地區國際關系穩定，一方面需要維持國家間的力量均衡，同時也需要另外的途徑來敦促中國和平崛起，扮演容易合作的角色。因為早晚有一天，世界要面臨以下選擇：或是不必要地加速軍備競賽和相互威脅行為，或是陷入對中國變更現狀的妥協和融合外交。所謂另外的途徑是指構筑“三重”安保秩序。

　　第一重是構筑區域內美國的同盟和準同盟關系網。除了日美、美韓、美澳、美菲、美泰等同盟關系外，加強同新加坡、印尼、印度、越南等國家的聯合，從“面”上抑制中國力量，或者說是構筑可以拒絕中國的力量均衡。

　　第二重是加強區域內各國在不同問題領域的安保合作。在大型災害、疫情、跨國犯罪、海洋事故等方面，通過軍事當局間的合作，增強解決能力。災害救助和人道援助方面的多國間聯合訓練，將是美國、日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加深合作的絕好機會。

　　第三重是制定地區安保規則，形成制度化。亞太地區存在東盟地區論壇、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等框架，應將其發展成建立互信、預防紛爭的有效組織。中國和東盟正在磋商的南海行為準則需要具備法律約束力，以穩定廣泛的海洋秩序。

　　三重安保秩序的成敗將關系到能否構建適應地區力量平衡變化的安保秩序。對中國的力量均衡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引導中國和平崛起的手段。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應積極致力于促成亞洲三重安保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