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烈用鏡頭記錄著西藏今昔，他的心也從未離開“我們西藏”
陳宗烈在回味著，3月28日他的那些老朋友是那樣高興地度過。
今年的這一天，西藏迎來了首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這位在西藏工作了25年的老記者，曾經親眼目睹農奴的悲慘生活，也見證過農奴翻身得解放時的欣悅。其中有些采訪對象，成了他一生的至交。
陳宗烈是西藏民主改革初期常駐西藏的唯一攝影記者。他看到了西藏的“舊”，迎來了西藏的“新”，更用膠片記錄下了西藏從“舊”到“新”的歷史性進程。有論者說，陳宗烈的照片以見證者的身份，“將塵封的西藏往事之門洞開在我們眼前，歷史在方寸間展現，鏡頭所及之處，我們的心靈也即到達。”
聽77歲的陳宗烈講西藏是一種享受：有趣聞，有軼事；有縱深，有比照。其中，他的三句口頭禪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蘊含著他對西藏的熾熱情感、對職業的由衷執著。
“慢慢就適應了”：困難不再是困難
身為畫家張仃夫人的小姑媽，鼓勵他進藏干一番事業
1956年，陳宗烈進藏，直到1980年離開，所經歷的艱辛可想而知，但面對這一切，他一笑而過：“慢慢就適應了。”
小時候的陳宗烈在老家江蘇丹陽過著饑不擇食的生活，家庭的重擔讓他必須扛起長兄的責任。于是他闖蕩北京，投奔小姑媽——著名畫家張仃的妻子。
小姑媽很疼愛這個小侄，供他上學，之后幫他在中央新影謀得一份差事。陳宗烈很努力，1954年被組織上推薦到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進修。兩年后學成回來，一紙文件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當時，國家動員相關專業人員進藏工作，要求中央新影派出3名攝影師，支援剛剛創刊的《西藏日報》。陳宗烈思忖：西藏很神秘，很新鮮，去那里工作應該很有意思。而且當時西藏的攝影領域是個空白，趁年輕去打拼一下，說不定能搗鼓成點兒事。小姑媽也鼓勵他報名，并承諾弟弟妹妹的生活由她來負責。
沒有后顧之憂的陳宗烈帶著對西藏的朦朧了解，向拉薩進發。他怎么也沒有想到，這一路充滿了艱險與困厄；更沒有想到，西藏的歷史因為他的到來，變得更加形象，更加鮮活。
當年仲夏，陳宗烈懷著“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的豪情，乘火車到了西寧，然后轉乘汽車沿青藏公路前往拉薩。他和20多位進藏志士的“座駕”是一輛美國軍用“道奇”戰車——拉炮的十輪大卡。這輛車是解放戰爭中的戰利品，車廂結構為木條加鐵板，沒有座位，只能坐在行李上。
“公路大部分是‘搓板路’，車上沒有扶手，人和行李如同篩子里搖晃的豆粒，被顛簸得腸子都快斷了。司機開車又很猛，滾滾黃塵從敞開的車尾涌入車廂，嗆得人無法呼吸，只好抓起毛巾捂住嘴鼻。”陳宗烈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他們整整走了21天，才抵達拉薩。這些日子是怎樣度過的？陳宗烈的回答輕描淡寫：“慢慢就適應了。”
初到西藏，語言不通是個問題。怎么辦？陳宗烈下定決心，“白手起家”，學！
然而，學好藏文并非易事。其口語就大有學問：貴族上層人士之間，要用敬語交談；下層（農奴或平民）對上層人士必須用敬語；上層人士對下層講話，或者平民之間交談，用的是一般的藏語文口語，也就是藏語文的“普通話”。
陳宗烈刻苦學習，活學活用，“慢慢就適應了”。適應的結果是他能操著一口流利的藏語，在西藏自如地工作、生活。
除了“說”，“住”有時是個麻煩。1956年年底，陳宗烈被派往西藏黑河即現在的那曲駐站。那里海拔4700多米，10月就進入寒冬，夜間氣溫常在零下攝氏10度左右。剛到的那天晚上，陳宗烈沒有經驗，忘了生爐子取暖，結果晚上越睡越冷，再加蓋被子也是冷。
第二天起床，讓陳宗烈這個南方人驚呆的情景出現了：被子變得硬梆梆的，特別是緊挨著口鼻的被頭，一摸，冰茬！原來他晚上呼出的水汽都沒有“浪費”，發生了“物理反應”。
同一年，陳宗烈到班戈縣采訪挖硼砂的地質隊。這里的水很苦澀，不宜飲用，必須等車輛送水來，并且每人限量供應。沒有住處，就搭帳篷，但那里的風不打招呼，說刮就刮，而且一刮就是12級。大家只好挖大坑，在坑里支帳篷。放眼望去，地面上一片帳篷頂。盡管如此，陳宗烈深夜還是被凍醒了，發現自己正在露天睡，帳篷讓風給“掠”走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陳宗烈和地質隊員一道，“慢慢就適應了”。這一“適應”，就是一個多月。
但是，陳宗烈也有無法適應的地方，特別是在民主改革前親眼所見的農奴們的生活情景——
他曾經看到，有的農奴穿的所謂“皮袍”，不過是幾張光板羊皮，縫合成一只皮筒、兩只袖管。白天將“皮袍”從頭頂套下，腰間系根繩子，就是衣服，內無襯衫，周身沒有一縷棉紗。晚上就解開繩索，縮進皮筒，衣服就成了被子；
他曾經見到，在牧區生活的農奴有時饑寒難耐，就抓狂般四處逮牲畜。一旦成功，用鐵針刺破它的動脈，靠原始的“茹毛飲血”來維持生命；
他曾經遇到，一家三兄弟共娶了一名女子，因為當時農奴主以家戶為單位征收差稅。如果三位兄弟選擇一夫一妻制婚姻，他們的差地面積要縮小，但各自要繳納一份差稅。為了逃避盤剝，三兄弟只好共妻……
“西藏需要變革，西藏必須變革！”陳宗烈深切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當時報社流行這樣一句話，‘院子里是社會主義，院子外是封建農奴社會’，我們都在期待著院子里外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我們西藏……”：除了情感還是情感
韓紅對他很尊敬，因為他給韓紅的母親、藏族民歌手雍西拍過照片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大幕徐徐拉開。備受鼓舞的陳宗烈用鏡頭、用膠片、用內心，抒發著親歷這一過程的點滴感受。
他拍攝的《揚眉吐氣》鼎鼎大名：1959年初冬，他來到拉薩達孜縣汪固爾山腳下采訪。當時有八個鄉的農民在那里集會，他們從莊園的庫房里發現了大量文契，大多是一些人身依附和高利貸債據，有的農民湊近一翻，竟然發現自己被迫按過手印的契約赫然在其間。
當時，農民們既憤怒又喜悅。憤怒源自過往的屈辱，喜悅源于現在的自由。“有人舉著火把跑來將這堆文契點著了。大家歡呼起來，圍在一起。有人找來棍棒，翻動著火堆，有人舉手鼓掌慶賀，場面很熱鬧。大火焚燒的不只是一堆賬本、契約，而是一個舊社會、舊制度。我趕緊找好角度，按下了快門。”多年以后，談及這幅凝固西藏歷史印跡的照片，陳宗烈依然流露出一份得意。
他拍攝了一系列謳歌西藏變革的照片：《豐收的喜悅》《歌唱新生活》《分牲畜》……這些名字就透露出一股迎來新時代的歡悅。陳宗烈足跡遍布除阿里（1978年前阿里地區由新疆代管）以外的整個西藏，所到之處，他都記錄下那里的變革潮涌、風土人情。
陳宗烈把西藏變遷瞬間定格，西藏在他的心目中也漸漸變得明朗而清晰。盡管已經離開這片熱土將近30年，盡管在藏多年讓他患上了肺氣腫，但一談及西藏，他不停地說著“我們西藏如何如何”，喜上眉梢、樂在其中。
從不適應到適應，陳宗烈發現“我們西藏”的食物太有味道了。剛回北京時，喝不上酥油茶，渾身不對勁。他就往軍用水壺里裝茶水、鹽巴和奶油，自制起酥油茶來。“盡管風味上有些欠缺，但可以解饞”。
后來，北京有了藏餐廳，陳宗烈來了精神，經常光顧。比如他喜歡到歌手韓紅開的藏餐廳坐坐。韓紅對他很尊敬，因為他給韓紅的母親、藏族民歌手雍西拍過照片。
現在，去陳宗烈家里，他會熱情歡迎你的到來。進門了，他認真地獻上潔白的哈達，因為這是“我們西藏”的風俗。
盡管是攝影記者，陳宗烈的文字也很見功力。在一本著作里，他這樣描述在“我們西藏”常見的朝拜情形：“（大昭寺）門前青石鋪地，每天有許多信徒到此匍匐跪拜。他們脫靴赤足，面朝大門，雙手合十，舉手過頭、至臉、再至胸，向前方注目三拜，口中不斷祈禱，然后雙膝跪下，五體投地，額頭向石板地面叩去，咚咚作響。這一連串的動作就是對佛最虔誠的禮拜。”
藏歷新年是“我們西藏”非常重要的傳統節日。陳宗烈對曾經到藏族同事家過藏歷新年的情景記憶猶新。
藏歷新年的年夜飯主食是“古突”，由九種原料加工而成的面疙瘩。“古突”有各式各樣的“餡”，如象征意志堅強的干凈小石粒，象征潑辣直爽的辣椒，象征溫柔的羊毛，象征純潔的小瓷片。另外，還會捏些小面人一道下鍋，活脫脫一個藏式“亂燉”。
煮熟了，大家各自用碗來盛“古突”，然后小心翼翼地進食。按照傳統，吃到小面人的，不管是長幼尊卑，都要學狗吠、學驢叫。
“我很幸運，碗中的‘古突’里，有一小塊瓷片。藏族同胞們都向我道喜，說來年我將吉星高照。”回憶起這段趣事，陳宗烈像孩子一樣笑得很開心。
陳宗烈最喜歡的茶是酥油茶，最喜歡的酒是青稞酒，最喜歡的風景在林芝地區的察隅縣，“那里跟童話描述的一個模樣，整座山全是玫瑰……春天的時候，滿山的野桃花剛開過，沒幾天就輪到杜鵑花‘上崗’了。也就是說，今天是一山的桃花，過幾天又成了一山的杜鵑花……”談及西藏的美景，陳宗烈陶醉其中，意猶未盡。
不管是茶，是酒，還是景，在陳宗烈那里，都留著“我們西藏”的味道。他成家在西藏，孩子生在西藏。1980年他被調回北京，在北京周報歷任記者、組長、編委，但他的內心不曾離開西藏，至今編著了多部關于“我們西藏”的圖書，并樂此不疲，有求必應。1987年和1990年他兩次重返西藏，訪故地，察變化，會友朋，“回家的感覺真好”。
“我這里有故事……”：故事不只是故事
由于和狼生死對峙過，所以至今他不相信什么“與狼共舞”
“第一次聽陳宗烈講西藏的故事，我就佩服得五體投地。其實我也算是個‘老西藏’，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西藏工作過8年，可是相比有25年‘藏齡’的陳宗烈先生，那只是小巫見大巫”，《中國西藏》雜志社社長張曉明說。
陳宗烈對西藏如數家珍。他的同事、北京周報攝影記者徐向軍有次要前往西藏采訪，陳宗烈給他提供了一大堆采訪線索，“簡直就是張活地圖”。后來，徐向軍發現打著他的“旗號”可以獲得很多的采訪便利，“在西藏，他似乎成了通行證”。
現在，提到“我們西藏”的一點什么事，陳宗烈總是有故事候著，等你“上鉤”。
你說布達拉宮很漂亮很雄偉，陳宗烈會說：“噢，你知道嗎？日喀則有個小布達拉宮，我這里有故事……”
原來，相傳當年后藏領袖仰慕壯麗的布達拉宮，打算仿造一座，但苦于無法掌握布達拉宮的建設規劃，就派人到拉薩去索要，前藏官員自然是“天機不可泄露”。來者急中生智，就找個蘿卜，對照布達拉宮的形狀雕刻了個模型，喜洋洋地回去“領賞”了。工匠如獲至寶，捧著這個蘿卜動工了。結果事與愿違，跟布達拉宮相比差距不小。原因頗具戲劇性：由于高原氣候干燥，加上路途遙遠，蘿卜模型干癟了，變了形。
你說你到過拉孜縣，陳宗烈會說：“嘿嘿，我這里有故事，拉孜有一座鐵索橋。這橋不簡單，跟藏戲的起源有關……”
原來，公元14世紀，僧人唐東杰布才華出眾，四處云游。他發現西藏各地沒有橋梁，百姓過河又吃力又危險。他決心要為民造福，于是刻苦試驗，發明了建造鐵索橋的技術。但他只是個窮喇嘛，無錢無權，計劃只能擱淺。
后來，他化緣時結識一位施主，家中有七個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兒。唐東杰布計上心頭，就說服施主和這七姐妹，并吸收幾個年輕小伙兒，組成了西藏歷史上首個歌舞演出團體。這可是個新鮮玩意兒，一演出廣受歡迎，募集到了大量的“演出費”。“老板”唐東杰布用這筆錢款修了幾座鐵索橋，拉孜的這座就是其中之一。為此，唐東杰布被人們尊奉為藏戲祖師。
關于西藏的故事，陳宗烈有一籮筐。除了這樣的掌故，還有他親歷的一些險境，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一位記者為了實踐記錄歷史的責任，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有時甚至是生命。
有一次，陳宗烈隨工作隊下鄉采訪。在途中休整時，他發現牧場周圍冒著氣體，原來附近有溫泉群。這可有“貨”了，陳宗烈拿著相機就跑，不顧這里海拔4800多米。來到一處卵石堆旁，一個淺井似的石坑就像一口開水鍋，泥漿水在坑中“咕嘟、咕嘟”翻騰作響。陳宗烈正想舉起相機“咔嚓”，突然感覺身子往下沉，腳踩的石頭在陷塌，右腳滑進了沸泉，滾燙的水把他的靴子灌了個“飽”。
“幸好身邊有同志奮力相救，把我拉了出來。也幸好我那天穿著長統馬靴，否則后果不堪設想。因為后來有人拿幾個雞蛋放進沸泉里，不到三分鐘就煮熟了。大家幫我把靴子脫下來，右腳上全是水泡，養了一個多月才好轉”，陳宗烈說。
1957年，陳宗烈到安多縣采訪，獨自在高原上策馬前行。走著走著，馬突然不動了，還往后縮。怎么回事？陳宗烈一抬頭，前方有幾只狗形動物依次排開。是野狗嗎？難道馬兒這么膽小，連狗也怕？
耳邊傳來的叫聲讓陳宗烈頓時懵了：是狼！野狼！那“嗷嗷”的叫聲凄厲而恐怖。
事態突然，陳宗烈才想起腰間別著一把槍。這是當時為了外出安全，組織上給他派發的。他扣動扳機，向狼群連射子彈。馬兒更受驚嚇，原地亂跳，嘶鳴不已。狼群一愣，停住了腳步。但它們是“老江湖”了，或許認定一人一馬一槍，它們“弟兄”幾個不在話下，于是稍事“整頓”，結隊奔襲而來。
怎么辦？就這樣“束手被擒”？“我已經看到了狼的毛臉，咧開的大嘴和雪白的牙齒，剎那間，我腦里一片空白，只是機械地一次次扣動扳機……”幸好，槍聲引起在附近放牧的藏族同胞的警覺，他們趕了過來，投擲石塊，將“領頭狼”擊中在地。其他的野狼見勢不妙，紛紛落荒而逃。
脫險后，陳宗烈隨即翻身下馬，向三位救命的牧民再三道謝。“至今我都不相信‘與狼共舞’的故事，那太過離譜了”。到現在，陳宗烈還心有余悸。
一肚子西藏故事的陳宗烈本身就是一個故事，留待人們慢慢地去訴說。（王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