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國人尋根認祖的情結，遠遠超過世界其他民族，這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凝聚力的血脈之源。偉大民族必定有著偉大的文化，而姓正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湖北人對自己的“姓”有著特殊的感情，姓不只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系的族號，更是對先祖移民拓墾的崇敬與懷念。
“姓”、“氏”古時有界限
姓氏學是一門涉及到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文化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的邊緣學科。“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的根在何處？”無論身在什么地方，不管漂泊多遠，許多人的心中始終具有這種生生不息的尋根意識。有學者指出，正是人類這種尋根意識，進一步增強了民族的認同感、向心力、凝聚力。
“現代人說起姓和氏，往往混為一談。”湖北姓氏文化研究會會長黃新家說，“事實上，從姓氏的本意來看，二者的初義大相徑庭。在上古，姓和氏是兩個意思。姓起源于母系社會。我國最古‘從女而成’的原姓很多，如姬、媯（念gui）、姒(念si)、姜、嬴、妘、姞。這些氏族都是母系血緣關系。當社會發展到父系制度后，姓也就轉變為以父系血緣關系來計算了。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在古代同一姓族的人，由于人口繁衍，遷居到各地，加上身份職業的變化，同一祖先的后代子孫，便逐漸分成一些支派，每支又用一個特殊的號來做標志，這就是‘氏’。如周朝的祖先是‘姬’姓，后來分成管、蔡、郕、霍、魯、衛等氏。也就是說，姓是氏族的標記，氏是家族的標記，姓因生而定，是不變的，氏則因家族而分，是可變的。‘氏’曾經為貴族所獨有。在古代有一條規定，氏同姓不同，男女雙方可通婚姻，但姓同氏不同，則不能結姻緣。到了秦漢年間，‘姓’與‘氏’才合而為一。”
湖北省哪些姓氏最多？黃新家表示，“姓氏隨著社會的發展，也在不斷地演變著。中華民族早期姓氏不多，春秋時代姓氏不超過50個。我國姓氏研究著名專家袁義達經過多年研究，認為全國姓氏中李、王、張、劉、陳五大姓合起來人口計3.5億。湖北的情況與之沒有差別。”
許多奇姓源自湖北
隨州市厲山鎮，是上古五帝炎帝的故里。
4月5日，炎帝神農烈山名勝區管理人員告訴記者，炎帝又號神農氏，其母姓姜，姜姓這一中國最古老的姓氏因此而來。而崔、雷、易、章、呂、許、文、申等姓氏，也是炎帝后裔衍生出來的一些姓氏。
武漢東湖之濱塑有祝融神像，祝融是黃帝之孫顓頊帝的后代，也是楚國姓氏始祖。由其產生有八大姓氏：己、董、彭、妘、曹、羋、禿、勘，這就是民間所傳頌的“祝融八姓”。
黃新家會長告訴記者，還有許多源于湖北的姓氏：楚王熊渠將其弟熊紅封在鄂州，其后代以鄂為姓。還有邴姓、能姓、麻姓等等皆源自于湖北。很多姓背后，都有真實的歷史故事。
例如，春秋時，楚國有位公族大夫，名滑，是楚武王的兒子，以博聞強識出名。據傳有一次王宮失火，宗正（官名）所管理的典籍幾乎都搶出來了，唯獨記載楚國始祖的一簡被燒。楚武王大怒，要將宗正處死，滑就對楚武王說：“典籍是天火燒掉的，這是上天向你表示，楚國要從你這里開始寫出新的篇章。”楚王大喜，將卓邑（地名）封給滑，所以人稱卓滑。其后代就以“卓”為姓。
再如，春秋名相管仲在齊桓公時任相國，輔佐桓公，使其成為春秋霸主，管仲因秉公處事得罪桓公之子商人，商人后來弒主奪位，是為懿公。懿公登位后，挾恨報復，管仲的后人避難到楚國，其七世孫管修后任楚國陰邑（地名）大夫，他的子孫就以“陰”為姓。
九成家譜都有“江西印痕”
在湖北、湖南兩省民間，有一個說法：江西遷湖廣。他們又將江西人稱為“老表”。歷史上有這么回事嗎，在這中間究竟有著怎么樣的聯系呢？
黃新家表示，江西遷湖廣實際上是一種生存性遷徙，這種遷徙自古以來就在進行，“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成語就形象地描述了先民為了生存而遷入荒山叢林中開墾定居的艱辛。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生存壓力的加劇，即使不發生戰亂，大批農民也在不斷由中原遷往周邊，由平原遷往山區。而在戰亂以后，某些地區出現了人口真空，或者出現了大量無主荒地，或者原來封禁的地區對民眾開放，就會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這類移民往往有集中的遷出地和遷入地，因此不啻一次姓氏大遷移。
他說，“湖廣”是古代省一級政區的名稱，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廣西、海南全省區以及廣東、湖北、貴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則變化為基本上轄有今湖南、湖北兩省。清代將湖廣分為湖南、湖北兩省后，“湖廣”的名稱仍在使用，把兩省總督叫作湖廣總督，只是不再是一級政區的名稱。民諺中所說的湖廣，其范圍是指明清時期的轄區（湖南、湖北）。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攻打長沙，與陳友諒舊部和元王朝殘余勢力血戰四年，損兵折將，最后才于洪武元年（1368年）奪得勝利，確立明王朝在長沙的統治。元末明初連年戰禍，使“湖廣行省”田園荒蕪，百姓亡散，廬舍為墟，許多地方渺無人煙。于是，明王朝就近從江西大量移民遷入湖廣地區，并允許“插標占地”，“江西填湖廣”由此開始。
“在本人收藏的近2000余冊家譜中，接近90%的家譜都有關于江西入鄂的記錄，從元至正五年至明洪武、嘉靖年間，整個大遷移有百余年時間。”黃新家說，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豐城、九江、德安、景德鎮、樂平、鄱陽、余干、吉安、泰和等市縣。從流域上看，開發早、經濟文化發達的贛江中下游遷出人口最多。“漢川人為了不忘祖籍，甚至還將境內的湖、垸，取名為‘江西湖’、‘江西垸’。”
“湖北人至今仍把上廁所叫‘解手’，來源明初。”黃新家說，“朱元璋強令江西大批百姓到湖廣安家落戶，但中國人有很強的鄉土觀念，都不愿離鄉背井。朝廷只好出動大批兵勇，強迫老百姓搬遷。為了防止移民中途反抗，就把他們的手統統捆起來，用鞭子趕著走。但是人有三急。在捆送途中，移民要大小便，只好叫押送的人松開繩子，解放手足。久而久之，‘解大手’、‘解小手’就成了拉屎拉尿的代名詞。”
但到了清初，四川受戰亂影響，人口稀少，清政府采取鼓勵遷入的政策，大批移民從湖廣等地涌入四川，形成“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流。今天四川和重慶的大部分人是當初移民的后代，他們的姓氏大多可以追溯到湖北、湖南，或進一步追溯到江西。
湖北籍著名現代詩人聞一多，也有江西淵源。據《聞氏宗譜》，聞氏是宋代愛國名臣文天祥的后代。1277年文天祥進兵江西抗元，不幸兵敗，后在廣東被俘，作《過零丁洋》以明志，從容就義。文天祥被捕后，其家屬中有改姓文為聞的，或隱居于江西，或遷移至湖北，在浠水定居。到聞一多時，已達二十世。對此，聞一多先生后來曾經做過一番考證。如今，浠水縣巴河鎮姓聞的仍然很多。
地方志中的“血脈”之秘
在紅安、襄樊、孝感、江夏、保康等地，記者根據當地地方志，了解到了當地部分姓氏的來龍去脈。
1563年（明嘉靖四十一年），紅安建縣時，全縣只有不到8萬人，李姓最多。沙河王勝，曾為元代官“百戶”，其孫也被封為“提領王”，死后被追封為“恒陽王”，子孫因而以“王”爵為姓，如今散住紅安縣城關、高橋等地的王姓來源于此。而縣城的秦姓，很多是宋代學士秦少游后代。元朝末年，秦少游的孫子秦執中，跟著父親“武狀元”秦通，僑居麻城，后遷居紅安九官店，其后代分為六脈，歷史上稱為“六戶秦”。
在新百家姓中排名第22位、占全國總數0.86％的羅姓，發源地就在襄樊市南漳縣。羅姓的祖先祝融是黃帝的四世孫，祝融專門掌管火種，后人尊其為“火神”。到了周朝，有子孫被封在宜城（今宜城市），稱為羅國。公元前690年，羅國被楚國所滅，祝融氏的子孫最初遷居枝江，后又南遷至湖南長沙，并以國名“羅”為姓氏。
不過，有一些姓“羅”的卻是另有淵源。南北朝時，北魏孝文帝將原鮮卑族復姓多羅氏、叱羅氏皆改為漢字單姓羅。唐代，西突厥可汗斛瑟羅歸附長安，其子孫以“斛瑟羅”為氏，后簡稱為羅氏。清代愛新覺羅氏中有的也改姓羅。
江夏原名“沙羨縣”。東晉年間，河南汝南縣人為了避難，移民人數突然增多，朝廷便將“沙羨縣”改為“汝南郡”，隋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更名江夏縣。元朝末年，明洪武初年、人口稀少，江西人遷到這里定居，在當時的全縣人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江西人同時傳入了牛角竹木工藝，這些產品至今仍暢銷省內外。
在江夏，華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黃姓，雖非第一大姓，但黃姓卻來源于這里。據考證，公元前2257年，顓頊帝之八世孫云公，世居江夏，其封地為黃國，其子孫便以國名為姓。公元前298年，黃歇由新羅仕楚封為春申君。當時，許多流離各地的黃姓族人也紛紛復聚江夏，于是江夏便成為黃氏家族的一個主要繁衍中心，黃歇即成為江夏黃氏的開基始祖。后來社會大動蕩，民族大遷徒，江夏黃氏也開始了主宗分流，眾多黃姓族人向東南遷徒拓展，直至踏出國門，旅居海外（參見2004年8月28日本版《“江夏黃”，血緣親情流淌兩千年》）。楚天金報記者最近在福建沿海就曾發現，當地一些黃姓人家門楣，還貼有“江夏流芳”字樣，以表明其淵源。
保康建縣前，屬房縣邊遠地區，山大林密，地廣人稀，歷為農民逃荒、避難之地，他們挽草為記，搭棚而居，任意開墾，并抗捐抗稅，反對官府，揭竿起義，縣令鞭長莫及。明成化十二年(1477年)五月，朝廷才在這里編制戶口。建縣后，四川、陜西、山東和省內武昌、黃陂、孝感等地人氏，又陸續遷入。清未、民國時期，縣內各地建有會館和同鄉會。城關有河南會館、武昌會館，馬橋鎮有陜西會館、河南會館，馬良鎮有武昌會館、黃州會館。保康群眾多為“五方雜寓”，土著很少，保康“十大姓”也與全國基本吻合。
孝感市歷史悠久，夏商時代為古荊州之地。周朝為楚、鄖、貳、軫等諸侯國割據之地，貳國、軫國、鄖國均建都于此。在孝感，當地的李、劉、張、陳、楊、王、胡7個大姓，占全市人口的34%。從其人口統計來看，孝感的700多個姓氏中，也不乏一些稀有姓氏，如“公”、“友”、“局”、“科”等。
中國最多的重名是“王濤”
眼下，老百姓取什么姓名一般沒有限制，但這看似普通的姓名，卻演繹了諸多的恩怨是非。
中國姓名研究中心主任王大良表示，中國人重名重姓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而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他介紹，國人平時常用的姓氏有2000多個，而常用的名則只有3000多個，如果按照能夠與姓氏搭配的關系，常用的也就2000個左右，中國有十幾億人口，重復的姓名就很多。他從各地戶籍的粗略統計來看，中國最多的重復名應該是王濤。
而在武漢，有數據顯示，同名同姓者前十位依次為：張敏2582人，王芳2528人，張偉2298人，李偉2247人，李俊2238人，張勇2112人，張靜1984人，王敏1974人，李軍1970人，李靜1952人。
王大良查閱了中國的相關立法，發現關于姓名和姓名權的規定，主要集中在《憲法》、《民法通則》和《戶籍登記條例》，但都屬于非常原則性的規定，關于姓名的設定、更改和使用，目前尚缺乏實質性和程序性的具體規則。他認為：“重名重姓給公共管理帶來了困擾，比如因姓名相同被錯誤通緝的事件時有發生，在醫療教育、就業和旅行等方面，由于同名同姓給人們帶來生活上不便的例子也很多，已經嚴重困擾人們的正常生活。此外，現在不少家長給孩子取姓名時，經常使用生僻字、啟用不規范字，甚至自造漢字的現象頻繁發生，給戶籍管理、人事、銀行、保險、交通等計算機終端處理帶來很多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馬峰甚至認為，有關部門可制定《自然人姓名法》，或者在民法典的姓名權部分直接規定相關規則，規范姓名的確定、更改以及使用。這不僅有利于避免不斷出現重名帶來的煩惱，而且有利于人口管理和國際溝通，并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亞洲姓氏的異同
東亞各國在歷史上都受到過我國的影響，因此在姓氏上也大多類似我國，但各國也有自己的特點：
日本人選取姓氏隨意性強，日本目前姓氏有10萬多個，幾乎是世界各國姓氏的總和，其來源80％以上出于地名。
韓國和朝鮮人的姓氏受我國影響明顯，公元10世紀前除了王族外百姓沒有姓氏，高麗統一朝鮮后，開始模仿我國唐朝的姓氏。直到今天，韓國與朝鮮姓氏中的絕大多數仍與我國姓氏相同。
蒙古人的姓氏與我國蒙古族基本一致，蒙古大多不使用姓氏，必須使用時也多與父名連在一起。因此有學者認為，蒙古人的父名具有姓氏功能。
（來源：荊楚網-楚天金報）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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