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香港《大公報》報道，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1949年13歲的高秉涵隨逃難人潮去到臺灣，不料從此與家人天各一方、骨肉分離。直至42年后，1991年55歲的他才得以回到山東故鄉(xiāng)探親，但等待他的卻是母親的孤墳。高秉涵還是“幸運”的。許許多多的老兵在臺灣孤寂一生，到死也沒能再看到故鄉(xiāng)一眼。為了達成老兵們的遺愿，這30年來，高秉涵一共抱了近200壇臺灣老兵的骨灰回大陸，最遠的送到新疆。一開始有人揶揄他從律師變成“法師”，后來卻深深地被他感動。高秉涵于2012年被評為十大“感動中國人物”。

　　10月24日深夜，位于臺北家里地下室，83歲的高秉涵正輕輕擦拭著亡故臺灣的老兵李乃信的骨灰盒，像老朋友般叮囑著：“老哥你別急，明天我就帶你回家。”高秉涵的地下室有十多平方米，是他的書房。他帶回大陸的近200壇臺灣老兵骨灰，都曾在這地下室“小住”。有時工作太晚了，高秉涵就跟“老哥哥們”一起，睡在這地下室。第二天，高秉涵捧著骨灰盒，從臺北松山機場飛往上海，親手將骨灰盒交給了李乃信的女兒。

　　“死了也要回家”

　　高秉涵知道，那些孤苦無依、思念故土的臺灣老兵，畢生的心愿就是回到大陸家鄉(xiāng)。但很多思鄉(xiāng)情切的老兵，一輩子都沒盼到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的那一天。高秉涵說，“老兵們有句口頭禪：活著做了游子，死了不能做游魂，活著要回家，死了也要回家。”

　　當年老兵們牽著高秉涵的手到臺灣，如今他把亡故老兵們的骨灰一壇一壇地捧回大陸，讓他們落葉歸根，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高秉涵說：“對于父母，我的‘孝’交了白卷，因為我沒有機會。但我現(xiàn)在也在盡孝，我?guī)Ю媳鴤兓丶遥�我把我的孝轉(zhuǎn)給了社會，轉(zhuǎn)給了家國。”

　　1992年，高秉涵抱著第一位老兵王士祥的骨灰“回家”。1995年，200多名當年從菏澤一路歷經(jīng)戰(zhàn)火和逃難來而來的人組成了“菏澤旅臺同鄉(xiāng)會”。高秉涵因為赴臺時年齡最小，在會里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老兵們對高秉涵的囑托就是：“你現(xiàn)在不能死，一定要等我們死了，把我們‘送回家’后才能死。”從那一回開始，抱老兵骨灰“回家”就成了高秉涵的使命。

　　義舉被誤當販毒

　　30年來，高秉涵抱了近200壇臺灣老兵的骨灰。然而，高秉涵的義舉卻頻頻遭到誤解。他捧著骨灰壇回大陸時，常常被海關(guān)人員懷疑骨灰壇里裝著的是毒品，后來經(jīng)過檢查才澄清了誤會。每次領(lǐng)取老兵骨灰后，他都會把骨灰壇暫厝在家里的地下室，以致周圍鄰居還以為他不做律師，改行做法師了。

　　每次臨近返鄉(xiāng)，高秉涵都會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xiāng)的骨灰壇接走。軍人公墓里，有著上萬壇的骨灰，貼著相片，有名字、有籍貫。最令高秉涵難忘的是，有一次他到花蓮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xù)，正好碰上臺風，交通中斷，他只好抱著骨灰壇，在一個小亭子待了一整晚，隔天才下山。

　　大多數(shù)拜托高秉涵的老兵都是孤老，和大陸的家人無從聯(lián)系，在臺灣也是無兒無女、孤身一人。帶著他們的骨灰“回家”，“家”卻常常沒有方向。高秉涵說，“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去世老兵都沒辦法找到家人，我只能按照他們的交代，將骨灰撒在他們所要求的村口、土地或已經(jīng)無法辨明的老屋方向。”

　　高秉涵不僅送老兵骨灰回家，每年清明或中秋還陪在世的同鄉(xiāng)一道返回大陸故鄉(xiāng)，“我答應(yīng)過他們，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去”，高秉涵說，“我抱著那一壇又一壇的，不是老兵的遺骨，而是滿滿的鄉(xiāng)愁。就讓我們這一代人的鄉(xiāng)愁把海峽填滿吧，讓以后回家的人路不再遙遠。”

　　至死不娶 苦等大陸未婚妻29載

　　一壇壇骨灰背后是一個個辛酸的故事。高秉涵有一個山東老鄉(xiāng)叫桑順良，1949年隨警校遷至臺灣。高秉涵說，桑順良相貌堂堂，卻一直沒結(jié)婚，以致被很多人誤會。直到1978年桑順良去世，高秉涵看到桑順良的遺書，才解開了這位老鄉(xiāng)終身未娶之謎。原來桑順良一直在等著兩岸和平統(tǒng)一了可以回去跟大陸的未婚妻結(jié)婚。桑順良在遺書中囑托高秉涵尋找其大陸未婚妻，如果未婚妻也沒有結(jié)婚，而且還活著，就把他的骨灰交給未婚妻，如果未婚妻已不在世間，則請高秉涵把他的骨灰埋在未婚妻的墓旁。高秉涵這時才如夢初醒：桑順良并非獨身主義者，而是一位至情至性的真男子。他下決心，一定要為癡情的桑順良找到當年在大陸的未婚妻。

　　在桑順良去世十多年后，高秉涵費盡周折，終于在山東故鄉(xiāng)找到了桑順良的未婚妻。這位曾經(jīng)的妙齡少女已熬成白發(fā)老嫗，但一直未婚，原來她也在苦苦地等待桑順良歸來。當高秉涵把桑順良的骨灰給她時，她失聲痛哭，后來還辦了冥婚。白發(fā)蒼蒼的她穿著大紅禮服，抱著桑順良的骨灰入了洞房，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高秉涵也百感交集，老淚縱橫。兩個月后，她也無疾而終。兩人埋葬在一起。高秉涵說，他們活著時沒能做比翼鳥，現(xiàn)在終于可以天長地久了。

　　“踩著尸體”趕上赴臺尾班船

　　“我是踩著尸體上船的。”1949年13歲的高秉涵離開母親，跟著逃難的人，用了半年時間從山東菏澤老家，歷盡艱難走了2000公里路，于同年10月16日，擠上了從福建廈門開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那是一艘軍事登陸艇，因為承載量有限，人群瘋了般向甲板涌去。關(guān)門時，擠在門當中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有的切掉了頭。沒擠上船的兵，朝著船上開槍掃射，發(fā)泄怒火。

　　初到臺灣，舉目無親的高秉涵睡在臺北火車站，跟垃圾場里的野狗打架，爭搶別人吃剩的東西，卑微地延續(xù)著自己的生命。1952年，高秉涵考入臺灣建中夜校，后來考上大學攻讀法律系，1963年畢業(yè)后成為金門駐軍軍事法庭的法官，最后成為了一名律師。

　　1982年，有一位已移民阿根廷的山東菏澤老鄉(xiāng)卞永蘭女士回大陸探親，路經(jīng)臺灣，高秉涵懇請她帶一些家鄉(xiāng)的泥土回來。3公斤的菏澤泥土，一戶一湯匙，用筷子弄平，分了50多戶菏澤老鄉(xiāng)。作為“分土人”，高秉涵得到了兩湯匙泥土。他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而另一匙泥土，則泡水分七次喝了，以慰思鄉(xiāng)之情。

　　1991年5月高秉涵終于回到山東故鄉(xiāng)，但他在村口呆了半小時，不敢走進去，心情五味雜陳：回到闊別42年的家鄉(xiāng)，固然高興，但最思念的母親已經(jīng)去世，讓他不禁悲從中來。

　　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當年逃難到臺灣的大陸民眾的坎坷和艱辛，也讓人更深刻體悟到兩岸和平的重要和來之不易。（記者 蔣煌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