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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人口比美國、日本、俄羅斯、整個歐洲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和擴張的老路，在自己內部消化所有伴隨現代化而來的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穩定，并使中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中國究竟怎么做到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去年在《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模式的魅力》的評論, 就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最近美國有影響的《新觀點季刊》把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茲、亨廷頓等人的文章編在一起，出版了一個探討全球化有關問題的專刊。其實不是我的文章寫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反思，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收效甚微，而中國沒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卻能夠如此迅速地崛起。
實際上，中國的發展模式遠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中國模式有不少缺點，甚至還衍生出不少棘手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處理。但與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相比，中國模式還真是不錯。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其特點是削減公共開支、減少政府的作用，結果使非洲本已非常脆弱的國家能力變得更加脆弱。一般認為這是導致非洲國家經濟更加衰敗、社會危機惡化、艾滋病嚴重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次大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
與西方主導的模式相比，中國模式確實有自己的獨到之處：首先，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方面，中國找到了平衡點：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近30年一個長時期、大跨度的發展，為中國走向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并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近20多年來，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換言之，如果沒有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業績，整個世界的扶貧工作將黯然失色。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美國人所說的恐怖主義，而是消除貧困，因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極其貧困的狀態之中，其中8億人（超過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在挨餓。就此一點，中國的經驗就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
第三、不斷地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謹慎的制度創新，這使中國避免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帶來的困境，也使中國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實際上，僅抵御金融危機這一項，中國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訪問印度尼西亞，危機造成的影響猶在，當地學者告訴我這場危機使印尼過去2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很難想象如果中國未能抵御住這場危機，將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這種做法比較接近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傳統，英國人相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判斷的相對穩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說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逐漸衍生而來，而不是通過追求某種純而又純的理想模式而來。
第五、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中國改革開放大致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順序是先易后難；先農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后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最后通過逐步積累而完成。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務實有效的成功之路，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啟迪。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這些具體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別是“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循序漸進”、“和而不同”、政府的作用等，則可能有相當的普遍意義。沿著這樣的思路，中國應該能夠沉著地應對，并最終有效地處理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這些思想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的政治軟實力。
我們常說：中國硬件進步很大，軟件跟不上，這個說法，一般地講，筆者完全同意，我們的地鐵這么新、這么漂亮，但大家擁擠著上車，不排隊，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市民素質還有待很大的提高，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細一想，中國的硬件進步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們自己軟件的一部份功勞呢？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從高速公路到機場港口，發展如此之迅速，難道不也有我們自己指導思想和相關決策的功勞嗎？推而廣之，我們為什么能使近3億人擺脫貧困，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則有增無減呢？我們為什么能夠避免“休克療法”呢？我們為什么能夠避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呢？我們是如何克服SARS危機的？我們是如何較為順利地渡過了加入世貿組織的五年過渡期并還給世界一個驚喜的呢？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功夫、舞龍、孔子學院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軟實力、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而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說到底，作為有國際意義的軟實力，其關鍵就是要能夠比較好地回應我們這個世界提出的嚴峻挑戰。當今世界面臨的兩大難題，一個是貧困/發展問題，一個是和平/戰爭問題，包括恐怖主義問題，西方價值觀并沒有能夠提供有效的解決思路。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加劇了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更是導致了世界動蕩不安，而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也有增無減。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過去要么蘇聯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戰結束后，蘇聯模式隨著蘇聯解體而退出歷史舞臺，西方主流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一條不歸路：全世界都將擁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戰后的情況表明世界事務要復雜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適用的，那么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則屢屢失敗，從菲律賓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在處理世界面臨的諸多問題方面，中國的軟實力對外部世界有其獨特的魅力，因為它回應了當今世界面臨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有沒有權力把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放在最優先的地位？有沒有權力從自己的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衍生出適合自己國情的制度安排？有沒有權力在實現各項人權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情況，分輕重緩急？ 有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并影響迄今為止西方思想占主導的主流價值體系？中國的經驗對此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
中國崛起帶來的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思維、一種深層次的范式變化（paradigm shift）、一種西方現存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的新認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這對解決中國自己面臨的挑戰、對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對許多全球問題的治理、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未來走向，都可能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張維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