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8日電 在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前有一座少女銅像。她光著雙腳坐在椅子上,緊握的雙拳放在腿上。她所代表的,就是二戰時期的日軍隨軍“慰安婦”。

　　“慰安婦”,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一頁。數十萬受侵略國家女性被日軍強征,受盡凌辱。

　　但她們的苦難與屈辱未因戰爭的終結而結束。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認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國家責任,始終否認“強迫性”,不斷在她們幾十年未曾愈合的傷口上殘忍地撒鹽。

　　來自中國、韓國、日本、中國臺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東帝汶、荷蘭,共8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團體今年聯合起來,將“慰安婦”相關資料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是他們的目標。

　　殘忍和淚水都應該被銘記,為了良知和光明。

　　暴行——受害者永遠的傷痛

　　“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等著我們所有人死去,但我不會死,我要一直活著。”93歲的揚·魯夫-奧赫恩今年2月對媒體說。

　　揚是一名出生在印尼的荷蘭女性。她1944年在印尼被日軍強行帶走關入“慰安所”,遭遇了不分晝夜的凌辱、毆打和強制流產,直到戰爭結束。

　　由于健康原因,這句“我要一直活著”是她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訪中發出的吶喊。

　　日軍魔窟里的經歷是受害者一生無法掙脫的夢魘。幾十年后她們關于那段不堪回首往事的訴說,讓傾聽者無不為其深深的苦痛所刺痛。

　　“房間里當時只有阿婆和我們兩個女律師,但阿婆還是只能趴在我耳邊小聲地說,生怕被別人聽見。即便這樣,她說著說著還是無法繼續下去,回憶的痛苦使她從椅子上摔了下來。”長年從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的中國律師康健這樣描述已故“慰安婦”幸存者侯巧蓮生前接受調查時的情景。

　　而她調查的另一名受害者劉面換的故事同樣悲慘。“回到之前的‘慰安所’舊址時,阿婆一直在找當年的廁所。原來,那時她被全身赤裸地關在窯洞里,每天只有爬著去廁所時才能有片刻放松。”

　　“我們做律師的,是很理性、很能忍耐的。但每次對‘慰安婦’幸存者調查取證后,我都吃不下飯,忍不住一直流眼淚。”康健說。

　　今年7月1日,13歲就被強征為“慰安婦”的任蘭娥老人在山西離開人世。去世前她留下遺言,一定要讓日本“賠情道歉”。

　　這幾位老人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根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調查,從1937年日軍大規模設置“慰安所”,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8年,亞洲有至少40萬女性受害。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指出,“慰安婦”制度是運用國家力量、采取強制手段、以外國女性為主的性奴隸制度,這樣的國家犯罪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前例。

　　抵賴——日本的再次加害

　　無論在屈辱和傷痛中沉默,還是站出來控訴,“慰安婦”幸存者直到現在也沒有得到一句真誠的道歉。日本政府一面使用種種伎倆企圖息事寧人,一面拋出種種言論對她們大肆污蔑。

　　“戰爭總有女人受到侵犯。”日本外務省審議官杉山晉輔今年2月對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表態之冷漠讓人震驚、讓人憤慨。

　　在該委員會審議日本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執行情況時,日本代表聲稱,日本政府作過調查,現有材料“沒有一件證據”能證明日本政府和軍方強迫征召“慰安婦”,戰時婦女強征隨軍問題常常和“自愿賣淫”難以區分。

　　在聯合國公布的日方提交文件中,日本政府明確表示,沒有意愿對其他“慰安婦”制度受害國進行賠償,也不準備對作惡者采取法律行動。

　　然而,就在日本代表對“慰安婦”問題責任矢口否認的僅僅兩個多月前,也就是去年底,日本剛剛和韓國簽署了相關協議,日方承認對“慰安婦”問題負有責任,首相安倍晉三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受害者表示“道歉和反省”。

　　審議小組的一位成員說,一方面和韓國達成協議,另一方面又否認“慰安婦”問題的存在,這顯然是出爾反爾、自欺欺人。

　　實際,這正是日本政府精心謀劃的欺世之舉。在曖昧的日韓協議中,日本沒有承認“法律責任”,提供的資金不是“國家賠償”,而是為作為“合作項目”的援助基金出資。日方還要求韓國移除日本駐韓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銅像,要求雙方在國際社會“盡量避免就‘慰安婦’問題相互指責、批判”。這里看不出絲毫真誠歉意,唯一的目的是讓人“閉嘴”。

　　洗白——抹滅污點的企圖

　　東京的日本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里,專門展示了日本初中歷史教科書里“慰安婦”內容的變化過程:1997年,有7家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有關于“慰安婦”的表述;2012年,“慰安婦”這個詞已從教科書里完全消失。

　　聯合國人權事務特別報告員戴維·凱指出,日本政府介入歷史教科書問題威脅國民的知情權,導致日本無法正確認識過去。

　　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是日本首家收集日軍戰時性暴力資料的“慰安婦”紀念館,地處東京一處不顯眼的位置。日本媒體對它集體漠視,幾乎不作報道。

　　對此,館長池田惠理子說,“慰安婦”成為敏感話題,根源在于“慰安婦”問題與安倍的“美麗國家”不相容。

　　有關人士指出,安倍上臺后,日本政府通過法律、恫嚇等手段間接甚至直接對媒體施加壓力。作為典型的案例,《朝日新聞》2014年迫于政府壓力撤回引用已故民間人士吉田清治證詞作出的“慰安婦”相關報道。

　　蘇智良深感憂慮地說,20年前有一大批日本學者參與“慰安婦”調查研究,并且推動了亞洲各國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而今天這些人有的去世了,有的已經老了,年輕人加入的非常少。

　　右翼勢力不斷抬頭,青少年對戰爭責任問題知之甚少……在“美麗國家”的招牌下,歷史污點正在被一一抹去。在今天的日本,對戰爭罪行的記憶正快速消失。

　　抗爭——民間力量的堅持

　　盡管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百般抵賴,但日本國內外的正義力量從來沒有放棄過抗爭,誓要留住真相,將日本的戰爭罪行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身為律師的康健,上世紀90年代因一次偶然的機會開始接觸“慰安婦”問題,此后多次深入中國的偏遠山村調查取證,并代表幸存者在日本法庭上進行控訴;

　　作為學者的蘇智良,20余年致力于調查“慰安婦”的歷史事實,使中國的“慰安婦”受害情況不斷明晰;

　　韓國民間團體“慰安婦”問題對策協議會,從1992年1月開始組織“周三集會”,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道歉賠償,風雨無阻,堅持至今;

　　日本的松井耶依,在患癌癥離世前,一直奔走呼吁,捐獻自己全部積蓄建立了日本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

　　印尼的艾卡·辛德拉提,在一次節目中接觸到“慰安婦”問題后,毅然辭去電臺記者工作,專門從事“慰安婦”研究,發表了第一本關于日軍在印尼強征“慰安婦”的傳記文學……

　　他們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奔走調查,記錄歷史真相,控訴日本暴行。而今年8個國家和地區有關團體聯合申遺,正是這種努力的繼續和升華。

　　“我們希望通過力所能及的努力揭露日本政府的謊言,讓更多人知道‘慰安婦’的歷史不容忘卻!”韓國“慰安婦”問題對策協議會共同代表金善實說。

　　“中方遞交的申遺材料中,很多是‘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中的法庭文件。反映日軍‘慰安婦’制度官方性、強制性和殘酷性的證據已得到日本法庭的認定,無可辯駁。”康健律師說。

　　“我們申報的資料是反映日軍直接參與強征‘慰安婦’的可靠證據,日本政府任何阻撓申報的做法都將適得其反。”印尼“慰安婦”團結網絡負責人艾卡·辛德拉提說。

　　此次聯合申遺提交的檔案共有2744件,主題為“日軍‘慰安婦’的聲音”。每一份證言,每一張照片,每一個檔案記錄,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日軍“慰安婦”制度的殘暴。

　　韓國“慰安婦”援助機構“分享之家”所長安信權說,“慰安婦”相關記錄屬于世界記憶名錄中慘痛回憶的類別,為其申遺,就是要警醒世人,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銘記——世界的正義呼聲

　　欺瞞掩蓋不了真相,越來越多人在傾聽受害者的呼聲。對于這樣一段慘痛的歷史,世界從來都沒有忘記。

　　1993年6月,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通過《關于廢除對女性暴力的宣言》,認為日軍“慰安婦”制度是“戰爭中對女性的奴隸制”,應該予以譴責。

　　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報告指出,“慰安婦”制度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強迫受害國婦女充當日軍性奴隸的制度,日本政府應該道歉。

　　2007年,美國、荷蘭、加拿大的議會和歐洲議會相繼通過議案譴責“慰安婦”制度,要求日本道歉并承擔相應責任。

　　2014年8月,時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發表聲明,強烈呼吁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制定全面、公正和永久性的解決方案。

　　今年3月,三名聯合國報告員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日本承認政府和軍方對“慰安婦”制度負有完全責任,敦促日本對所有受害者進行賠償和安撫。

　　與此同時,最初立于韓國的“慰安婦”少女像也開始走向世界,出現在美國和加拿大,讓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日本政府極力掩蓋的那段歷史。

　　無論是對受害國家和地區,還是對加害國來說,只有記住“慰安婦”,記住戰爭歷史,并從中吸取教訓,才能開啟互信和光明的未來。(執筆記者:謝琳、劉贊,參與記者:姚琪琳、王家輝、劉秀玲、張小軍、周檬、聶曉陽、徐海靜、楊天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