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由留守兒童成長起來的青年，無論是在父母缺席的家里，還是在以“應試”為教學目的的學校，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養成教育，沒有形成良好的行為規范和生活方式
去年年中發生在廣東某地的一次聚眾滋事事件中，當地法院共受理刑事被告人25人(未成年人4人)，其中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0人。事后分析發現，外來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一半以上是“90后”、留守兒童出身、未成年即獨自外出打工，是這些犯罪青年共同的特點。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些平日里正常工作的青年“突然”失控？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數量龐大的“單身漂泊”青年，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社會管理和服務？帶著這些疑問，《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在廣東省韶關監獄隨機抽選了6名參與此次事件的青年(以下姓名均為化名)，力圖在與他們十多個小時的面對面訪談中，還原他們的成長歷程、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
留守生活的生命痕跡悄然貫穿
家庭破碎、親人離散，是這6名犯罪青年共同的人生起點。重慶云陽縣的李清華7歲時母親離婚出走、再婚，此后整整10年沒見面。廣東湛江的廖勇發六七歲時父母離異，“父親早就不管我了”，他說。四川達縣的江濤7歲時父親在工地上受傷身故。四川內江的陳木林14歲時母親病故。四川的劉發平生活在再婚家庭。
古詩云“商人重利輕別離”，而這些犯罪青年家人之間的“輕別離”更讓記者五味雜陳。一家人分散在四五個地方打工，夫妻、親子、兄弟姐妹之間平日幾乎不通音信。很難理解他們為什么如此輕易地選擇拋妻別子，跑到另一個城市去打一份收入待遇差不多的工。這些青年相似的經歷清晰地傳達出一個信號：留守兒童已經悄然成年獨立，他們把留守生活的痕跡帶進了城市務工地。
與城里孩子“上大學—工作”的成長軌跡相比，這些農村青少年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規劃：打工—學藝—創業。留守兒童們隨手搭上一個親戚、老鄉，便踏上了打工之路。記者了解到，這6名青年離家時全部未滿17歲，最小的只有13歲。他們或被帶進親戚經營管理的小廠，或偽造身份證混進廠。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廖勇發是做紙盒子，月收入800元；陳木林是做酒店服務員，月收入1000元，兩個月后跳槽；劉發平是給手機貼標簽；江濤在萬人規模的大型電子廠生產線上；江西贛州的楊建光，進了老鄉當經理的工廠。
相較于父母感情的淡薄，這些青年毫不掩飾對家庭的依戀。遇到麻煩時，他們想到的第一退路就是家。江濤說：“弟弟讀完高中才出來，基本上不聯系。老媽也在本地，我不知道她什么時候出來的。我15歲跟著表姐在東莞一家私人小廠幫忙出貨。出獄后，我想去看我媽，想和她在一起。不論誰照顧誰，總可以互相依靠，有事情好商量。”
在社會關系方面，這些青年十分務實，不論遠近親疏，只跟對自己生存發展有用的人來往，靠老鄉、朋友介紹工作，靠師傅帶著學技術；求生存之余，他們與就近的老鄉、工友玩耍。“朋友”是他們嘴里的頭號高頻詞。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有這樣一個數據：沿海經濟發達城鎮已形成巨大的“無家一族”——脫離家庭、處于獨居狀態者，廣州市有260萬人，占常住人口的20.7%；深圳市有296萬人，占常住人口28%；東莞市有315萬人，占全市常住人口38%。
這些“無家一族”或擁擠在工廠的集體宿舍，或孤身寄居出租屋；或未婚，或夫妻異地。夜幕降臨，數以萬計孤獨的青年在廠區周邊游蕩，快速結交，快速離散。楊建光說：“經常打電話的朋友有二三十個。他們在做什么我也不清楚，就是在一起玩。”陳木林說：“有時候也想討論人生，但都拿不出什么意見和想法，都是互相學。”
他們在朋友中尋找身份認同和精神寄托，高興或不高興，朋友都聚在一起發泄，受了委屈就“Call友幫拖”(粵語：呼叫朋友幫忙擺平)。這時候，“朋友”就成了最危險的敵人。廖勇發說：“有些朋友不務正業，經常來找我住。廠里的人看到我和他們在一起，就不和我打交道了。公司也覺得我不行，不讓我做了。”
這些青年口中的另兩個高頻詞是“打牌”、“宵夜”。幾乎每個人業余時間都打牌。劉發平說：“賭博很厲害。麻將撲克都打，因為打牌，這么多年都沒有存下多少錢。”而打牌、宵夜的“下游”產品，便是爭風吃醋撒酒瘋、打架斗毆。
江濤是受訪青年中唯一有案底的。2010年6月，剛滿18歲的他來到當地，身上帶著打工一年攢下的1萬多塊錢。“打牌、K歌，玩到沒錢了，跟人一起倒賣海洛因”。江濤這樣形容自己的狀態：“有時候也想老老實實上班，但朋友一叫就又出去玩了。人好像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