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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用“一個人養幾個人”的比喻是很形而上學的，就一個家庭來講，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能不能掙錢是很重要的，并不在于這個家庭有幾個人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當前，對于養老問題有著許多觀點與解釋，如何正確地理解老齡化社會的現狀與問題，本報就此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唐鈞研究員。
唐鈞研究員自1986年就開始從事社會政策、社會保障、貧困與社會救助等方面研究，現任中國社會學會社會政策專業委員會 秘書長。
他說：“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客觀規律，本身無所謂 ‘好’或‘壞’。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對老齡化的到來只要不掉以輕心，認真做好準備，利用人口結構的變化，適時調整經濟體制和產業結構，同時把調節社會分配作為重中之重來抓。如果能夠做到這幾點，順利度過老齡化的高峰并使社會經濟發展順勢再上一個臺階，是完全有把握的。”
養老問題要滿足三方面需求
有人給出了“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三個概念，并認為“這給應對人口老齡化增加了難度”。
唐鈞說，在這三個概念中，“高齡化”主要是人口自然變動的結果，而“空巢化”則主要是人口機械變動（人口流動）的結果。將三者簡單地并列在一起，可能對厘清問題不利。
平心而論，老齡化本身并不是社會問題。在一個國家的政府和社會都沒有對老齡化高峰的到來作好準備，沒有形成周密的、有效的社會政策時，老齡化就會使這個國家因勞動力缺乏和被贍養人口激增而導致種種社會問題。因此，我們一定要在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期間，認真負責地出臺應對老齡化高峰到來的社會政策。
按學界的共識，老年人的需要主要有三個方面：資金保障、服務照料和親情慰藉（天倫之樂）。
在資金保障方面，自從2007年十七大提出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要“覆蓋全民”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其一，城鄉社會救助制度已經鋪設完畢，2009年，城市低保保障了2348萬城鎮貧困人口，農村低保保障了4759萬農村貧困人口。
其二，養老保障方面，2009年，城市職工參保的已有2.36億人，農村有8691萬人參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已開展試點，將在2020年達到全覆蓋的目標。
其三，在醫療保障方面，城鎮保了4.01億人，農村的新農合保了8.33億人。
在制度框架搭設完畢之后，就要逐步完善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這樣才能真正使中國的老年人享受到基本生活保障。
在服務照料方面，5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現在即將進入老年階段。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嚴格執行了“獨生子女”政策，晚年時的唯一選擇就得靠老年福利機構提供服務。
截至2009年底，全國各類老年福利機構38060個，床位266萬張，收養各類人員211萬人。按照國際上5%的老年人要利用機構養老的經驗，中國至少需要800多萬張床位，現在缺口達540萬張，是現有床位數的200%。更為嚴峻的問題在農村：老齡化的最大危害是缺乏勞力，城市一旦缺乏勞力，農村的青壯年就會來補充。那么，農村的老年人誰來照顧？對于這個問題，政府和社會都缺乏準備。
在親情慰藉方面，在人口流動規模大、范圍廣的前提下，這一特殊的情感需求是很難得到滿足的。所以，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一定不能只考慮經濟理性，而把人性關懷置諸腦后。要倡導中國社會的傳統美德——孝文化，當然，在資金保障和服務照料方面可不再單純強調家庭的責任，但在滿足老人的親情慰藉方面則必須強調子女的作用，因為這種建立在血緣關系上的情感需要是無可替代的。
要從國有資產中拿出錢來搞好社保
養老保險制度源于上個世紀中葉。那時在發達國家一個最基本的政策就是充分就業。六十年代，發達國家的失業率是1.9%，是一個非常低的失業率，幾乎每個人都有工作，而且都是正式工作，像自雇的這種現象應該說是很少的。
到九十年代直至今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一個就是失業的人口增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失業率是8.8%，歐元區是10%。第二個就是非正規就業比較普遍，在日本是15%～20%，歐盟有40%的人沒有穩定工作，美國有25%～30%的非正規就業，印度是90%。所以，社會發展的一個趨向是臨時工化。
失業人口多、社會不穩定，這些都是對社會保險不利的，工作崗位不穩定，對收取保險金有很大的沖擊。新農保的好處不僅是解決了農民的參保問題，推而廣之，實際上是對所有的非正規就業的人都適用。
所以，現在研究社會保障的人士也不斷的呼吁，中國應該建立一個基本的保險，然后以賬戶的形式補充保險。
中國是一個13億人的大國。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達到最高峰時，中國的人口可能會有15億，屆時中國的勞動力人口還有7億多。如此龐大的勞動力人口，足以支撐多大的經濟規模？
常有人拿“贍養比”說事，幾個人養一個老人，這是誤導。以家庭為例，家中的臺柱子有沒有能力掙錢才是決定其貧富的決定因素。所以，中國當前的迫切問題是要提高勞動力素質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另外，中國老齡化的成因之一是“少子化”，“老齡化”高峰時，兒童的比重正當低谷，總的贍養比仍然是一半對一半，沒有多大變化。
唐鈞指出，養老保險看似問題很復雜，其實很簡單，就是國家欠了“老人”和“中人”的債。這兩代人年輕力壯時趕上計劃經濟，創造的財富除了少許生活費以外都被“必要扣除”了，得到的承諾是“生老病死有依靠”。可“必要扣除”又被國家拿去搞建設，最終形成了國有資產。現在他們步入老年，不管怎么樣，國家自然應該負責他們的養老。資金不夠，就應該在國有資產上打主意。
“十二五”要有一個戰略性規劃
唐鈞說，“十二”五期間要有一個戰略性的規劃，這不僅僅是一個養老的問題，還包括勞動力、社會的撫養比以及涉及到中國怎么去發展的問題。
中國有8000多萬個獨生子女家庭，即使不是獨生子女也會由于人口流動出現空巢化的現象。中國的老人和國外的老人不一樣，國外的老人基本上是一個富裕的階層，中國的許多老年人不富裕，是弱勢群體。
從公平分配的角度來說，國家應該把老人住養老院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中去。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一般生活能夠自理的老人不愿意去養老院，這部分人可以在社區服務支持下居家養老。有5%的老人將來的生活目標就是機構養老，還有5%的老人可能追求個性化的生活，可以有一些標準很高的市場化的養老機構為他們提供服務。
怎樣幫助中國的老人團體實現他們的有效需求，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首先，對于老人來講，社區服務非常重要。那些居家養老的老人需要社區提供專業服務，而且社區服務也要向人性化改進。
第二，要有專業養老院，對老人提供專業服務，讓專業的老人院與社區相結合，讓社區也走向專業化。養老服務一定要從機構做起，去發展社區服務，然后逐漸去推廣，將專業化的老人服務與家庭服務結合起來。目前，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太少了，還沒有機構全心全意地去做這些事情。
唐鈞說：“要理性對待人口老齡化，就是要一分為二，既不要將老齡化‘妖魔化’，也不能對老齡化掉以輕心——關鍵在于政府。一個對中國人口問題和老齡化問題的戰略研究勢在必行，還不能僅僅局限于‘十二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