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統一戰線歷史中汲取奮進力量

　　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的一大法寶，歷來是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近日，中央統戰部組織的“百年路·同心筑”媒體采訪團走進陜西，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事業的光輝歷程，聆聽發生在這里的統戰故事，從中汲取奮進力量。

　　“統一戰線發揮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大家可能不知道，抗日戰爭時期廣為流傳的歌曲《松花江上》并不是在東北創作的，而是創作于陜西。”陜西省統一戰線智庫專家、陜西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方大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向記者道出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侵華戰爭的步伐，蔣介石不顧國內高漲的抗日救亡呼聲，調集東北軍與17路軍等“圍剿”陜北紅軍。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正確分析國內形勢，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并決定對西北“剿共”前線的張學良部東北軍、楊虎城部第17路軍開展統戰工作，首先建立西北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共產黨員張寒暉目睹了流亡關內的東北軍與東北人民的慘境，在陜西創作了《松花江上》。很快，這首歌唱遍西安，唱到“剿共”前線的東北軍軍營。毛澤東同志后來評價，“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兩個師的兵力”。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分析了國內外形勢，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條件。”西安事變紀念館業務研究室主任石八民說，“實踐證明，在各個時期、各個階段，我們黨都重視抓住時機、創造條件做好統戰工作，統一戰線發揮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溝壑縱橫、山高路險，行走在銅川市耀州區的蜿蜒山路上，高聳的薛家寨革命舊址赫然在望。1933年春，陜甘邊特委、陜甘邊革命委員會、游擊隊總指揮部等遷駐薛家寨，革命先輩曾在險峻逼仄的寨洞里建有營房、醫院、被服廠、修械所等，度過了一段艱苦奮斗的崢嶸歲月。

　　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照金紀念館副館長宋建斌看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能夠建立并發展壯大，繼而與陜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陜甘革命根據地，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與根據地共產黨人緊貼實際、靈活有效的統戰策略不無關系。

　　1933年，薛家寨下的亭子溝口建起了集貿市場。“紅軍戰士在集市上堅持‘公買公賣、群眾優先’的原則，最大限度保障群眾的利益。”銅川市耀州區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宋劍波認為，這不僅是緩解軍需物資緊張的有效策略，也是一種“經濟統戰”的體現，擴大了蘇區的影響力。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解所有能夠化解的矛盾。”宋建斌介紹，劉志丹、習仲勛等根據地領導人在土地革命中的基本方針策略是，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爭取富農，打擊地主，根據地在沒收地主及富農出租部分的土地分給農民的同時，地主參加勞動可以分地，以維持生計，從而爭取了富農，也給地主以出路。這種有區別的土地政策極大地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

　　“這些結合實踐總結出的統戰策略極大緩解了反‘圍剿’斗爭的險峻壓力，充分發揮統一戰線作用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經驗。”宋建斌感慨道。

　　“涓涓細流，匯聚在一起成為奔涌的洪流”

　　在寶雞市金臺區長樂塬抗戰工業遺址內的窯洞深處，擺放著幾臺老式紡織機器，全息投影技術還原了工人前輩在窯洞內的生產情景。上世紀40年代，這里曾作為申新第四紡織廠遷至寶雞后的窯洞車間，為抗戰做出了巨大貢獻。

　　據介紹，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為保存中國民族工業資源，上海等地的工業企業被迫向后方遷徙。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一批愛國人士和國際友人組織并建立了一批制造軍需、民用工業物資的合作社，以支援抗戰，史稱工合運動。

　　1938年，包括申新第四紡織廠在內的15家企業落腳寶雞。申新第四紡織廠為抵御日軍飛機轟炸，修建了24孔磚砌窯洞車間。窯洞車間全長1.75公里，總面積為4800多平方米，1.2萬錠細紗機被安裝于洞內。

　　“1941年，窯洞車間正式運轉，抵御了日軍多次轟炸。至抗戰勝利時，窯洞車間共生產了6.2萬噸棉紗、43.2萬匹棉布，為前后方供應了軍需民用物資。”長樂塬抗戰工業遺址管委會辦公室主任王敏說，“涓涓細流，匯聚在一起成為奔涌的洪流。”

　　“長樂塬見證了中國人自強不息、勇敢智慧的歷史和‘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為發展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金臺區委書記寧懷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