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就是國家事權

　　香港問題的教材“病根”

　　混亂、暴力、破壞……兩個月來，一群群“黑衣人”在香港循環(huán)上演著這樣的景象，他們打砸縱火、地鐵堵門、圍毆游客和記者……更讓人們痛心的是，當這些“黑衣人”摘下口罩時，他們的臉上還透著尚未褪去的稚氣。

　　盡管真正實施暴力者只是少數(shù)，但卷入非法示威游行的年輕人卻人數(shù)較多，成為行動的主體。

　　離開學還有一周左右的時間，反對派又開始鼓動大學生在開學當天開始罷課。而其實，鼓動罷課的聲音早就出現(xiàn)過，甚至有組織鼓動中學生“每周一罷”“無限期罷課”等。

　　為什么實施暴力的是年輕人而受害者也是年輕人？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wǎng)記者近日采訪了多位教育專家，專家們紛紛表示，香港當前的局面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是，年輕人出了問題一定是教育出了問題。

　　有什么樣的教科書，就會有什么樣的年輕一代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教科書，就會有什么樣的年輕一代，就會有什么樣的國家和未來。”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石歐說，教科書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文本，教科書是國家意志、文化傳統(tǒng)和學科發(fā)展水平的體現(xiàn)，是實現(xiàn)培養(yǎng)目標的基本手段。

　　但遺憾的是，目前香港的教材與內(nèi)地并沒有形成“對接”。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敏康近日在媒體上撰文指出，香港的通識課教材缺乏監(jiān)管，通識教育自2009年始，各版本課本無須送審。部分持反對派立場的老師就參與了課本編寫工作。

　　那么，香港人自己編寫的教材正在給香港的年輕人傳遞什么內(nèi)容呢？

　　“我們從一個小例子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國家教材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校學術委員會主任韓震教授說，由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維通識單元2：今日香港》(第二版)第三章《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第四章《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中，就有這樣的內(nèi)容，為了更具體地解釋教學內(nèi)容，教材中會出現(xiàn)很多“小泡泡”，這些“小泡泡”是相關人士對所講內(nèi)容的進一步解釋，其中一個“小泡泡”援引了一位“律師”的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就居留權和行政長官產(chǎn)生辦法等進行釋法，更出現(xiàn)第五次釋法。缺乏監(jiān)督機制使執(zhí)行《基本法》過程易偏向‘一國’多于‘兩制’，令我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而另一個“小泡泡”引述了一位懷抱小孩、愁容滿面的“市民”的說法：“中央政府今年常介入香港事務，令我對‘一國兩制’全失信心！長此下去，我會考慮移民！”

　　“這樣的內(nèi)容容易誤導師生，使其錯誤理解香港的政治、司法及社會情況，唱衰‘一國兩制’。”韓震說，“教材的這種處理方式，其實是在公開質(zhì)疑‘一國’，用‘兩制’壓制‘一國’。”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我國政府為實現(xiàn)國家和平統(tǒng)一而提出的基本國策。

　　基本國策是不容質(zhì)疑的。

　　這其中“一國”是前提。

　　既然是“一國”，那么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增強國民的國家認同感應該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韓震說，從歷史上來看，近代國家的興起本身就伴隨著在領土范圍之內(nèi)對教育等主權的壟斷，“通過在教育上的統(tǒng)一性，形成領土范圍之內(nèi)國民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特質(zhì)。”

　　香港的教育問題出在“隔斷”

　　為了增強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的認同，香港特區(qū)政府曾提出增設國民教育及德育課程為中小學必修課，但卻受到了巨大阻力。

　　一些人指責增設國民教育就是一種“政治洗腦”，并組織大規(guī)模的游行示威，最終，導致在香港增設國民教育這一計劃擱淺。

　　其實這個問題由來已久。

　　眾所周知，在1997年回歸之前，香港曾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殖民教育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隔斷與母體的關系，英國人講鴉片戰(zhàn)爭肯定不會提‘侵略’。”韓震說，所以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材講得更多的是西方文明的先進和東方文明的落后。

　　回歸后，香港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仍保有極大的自由，這種自由也體現(xiàn)在教育上。“教材還是英國體系，完全沒有跟內(nèi)地對接，”韓震說，“連基本的相互參照都不夠。”

　　再加上缺乏教材的監(jiān)管，隱患便慢慢形成了。

　　“時不時我們會聽到、看到內(nèi)地媒體、學者甚至政府有關部門對香港教科書進行批評”，但缺少持續(xù)的關注。石歐說，“這些教科書到底在主講什么、宣揚什么、灌輸什么？我們不敏感不清楚，尤其是沒有從組織、制度以及學理的層面對香港的教科書進行全面而持續(xù)的跟蹤監(jiān)測與研究，導致我們對香港的一些教育舉措了解不夠，缺乏有效的應對策略。”

　　這種“隔斷”在歷史教育上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不少研究人員指出，香港回歸以后，中國歷史并沒有成為香港中小學生的必修課，“即使講，他們也會挑選著講。中國的歷史也用英文講。”一位教育部統(tǒng)編歷史教材的專家介紹說。

　　香港的中國歷史更多介紹古代的中國，近代的事情基本不碰。“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的內(nèi)容，在香港教材上更是少之又少。”韓震說。

　　香港通識教育的權威專家之一鄧飛，在接受《環(huán)球時報》采訪時曾經(jīng)舉了這樣的例子：當年參加讀大學預科前的會考時，歷史試卷分為ABC三部分，A大約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后。絕大多數(shù)人選A、B，選C的極少，因為老師都不怎么教。

　　缺乏約束的自由加上殖民化帶來的“隔斷”，產(chǎn)生的后果就是“我們很難真正地拉近香港年輕人與祖國的心理距離。”韓震說。

　　“可比較的是，澳門更多的是使用內(nèi)地編撰的教科書，香港的教材由香港自己的編寫團隊編輯，兩地青少年人心的向背差異顯著。盡管原因復雜，但教育、課程特別是教科書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石歐說。

　　香港學生的第一課就應該是國民教育

　　不久前，國務院新聞辦邀請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fā)言人在介紹香港事態(tài)時表示，香港的國民教育確實存在缺失，香港學生的第一課就應該是國民教育。

　　這里也存在著一個誤區(qū)，不少人認為國民教育就是政治教育，甚至“洗腦”，連很多學者也存在這樣的觀點。

　　韓震說，國外也有類似于我國《道德與法治》的教材，比如有的國家的“社會課”講的就是他們國家的基本價值觀、基本道德規(guī)范；有的國家就叫“公民”課或者“公民與政府”，所講內(nèi)容包括地理、經(jīng)濟及他們本國特有的價值觀。

　　韓震強調(diào)，教材就是國家事權，一個國家必須讓自己的公民有統(tǒng)一的道德價值，有共同的文化底色，在此基礎上可以有多元的追求，“但是，共同的文化底色和共同的價值觀，是必須的。”

　　石歐教授介紹，我國已經(jīng)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教科書管理體制，在國務院層面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教育部成立了直接管理全國大中小學教材的最高行政機構教材局，體現(xiàn)了國家對大中小學教材前所未有的重視。同時，自2017年9月起，我國開始推行由教育部統(tǒng)編的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三科教材。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提高教材的質(zhì)量，更好地體現(xiàn)國家意志，弘揚正確價值導向，發(fā)揮其在人才培養(yǎng)環(huán)節(jié)中的統(tǒng)領作用，幫助廣大青少年學生從小打上中國底色。

　　我們確實應該好好反思香港的教育問題了，因為反思是為了能擁有一個更加美好的香港。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wǎng)記者 樊未晨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