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它可以讓一個人，六十七載如一日，像一名戰士，沖鋒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宣傳第一線；

　　它可以讓一個人，退休之后，培養出博士49名，出版著作、教材40余部，發表論文200余篇；

　　它可以讓一個人，鮐背之年，滿懷使命擔當開始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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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許黨，赤膽忠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他，就是我國著名中共黨史學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被譽為“紅色理論家”的東北師范大學原副校長鄭德榮。

　　“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鄭德榮始終與黨同心同向同行，一生見證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畢生“在馬言馬、懂馬信馬、傳馬護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忠誠書寫在信仰的旗幟上。

　　追夢

　　“一開始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堅信不疑了，我一定要站在真理這一邊”

　　吉林長春，北國春城。偉岸質樸的長白秀色、清新旖旎的凈月風光，讓人流連忘返。

　　時光倒轉。上世紀30年代，少年鄭德榮眼中的故土，卻是“瓜剖豆析、山河破碎”。

　　每一次目睹日偽政權的暴行，鄭德榮都深深體味到受人欺凌的恥辱。一顆年輕的心時時拷問自我：“到底怎樣才能救積貧積弱的中國？”

　　一粒渴盼國家獨立富強的種子，悄悄發了芽。

　　真理的光芒是耀眼的。1948年，伴隨著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早已厭惡在“國統區”讀大學的鄭德榮，毅然決然投奔解放區，跨進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創建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東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前身）。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那里的一切，都讓他感到新鮮，“有一種‘新生’的感覺”。

　　“公木先生，那可是大人物吶！”多年后，鄭德榮依然忘不了，這位“大人物”身穿一件舊棉襖，腰扎一根草帶子，手拎一個白鐵壺，一邊倒水喝、一邊用大白話講解《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哎，既有真理性，又有吸引性，大家都愿意聽，入耳、入腦、入心。”

　　“共產黨里有大學問家！”鄭德榮內心激蕩不已，“一開始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堅信不疑了，我一定要站在真理這一邊！”“紅色熔爐”鍛造，奠定信仰基石。

　　刻苦學習，順利留校，鄭德榮幸運地被分配到中國革命史直屬教研室任教，教研室的創立者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校長成仿吾。工作僅一年，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就在濃郁的紅色氛圍熏陶下光榮入黨。從此，“鄭德榮”這個名字便與中共黨史研究緊緊相連，永不分離。

　　邊講課邊學習，邊研究邊探索，感性的認知慢慢聚攏，理性的判斷漸漸升騰。

　　“你連信都不信，怎么給學生講？要讓別人信，首先自己信。”這，是鄭德榮對自己的要求。

　　“不僅在業務上成為國家的高級人才，而且在政治上成為共產主義戰士。”這，是鄭德榮對學生的要求。

　　不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不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即便“文革”期間多次被當作“走資派”批斗，回憶起那段坎坷歲月，鄭德榮依然沒有怨言、初心不改，“雖然挨過斗，但對黨的感情、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從來沒有動搖過。”

　　上世紀80年代初，鄭德榮曾借調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兩年，擔任“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編寫組”主持工作的副組長。這一步，成為他學術研究上的重要轉機，使他有機會進入中央檔案館，親手翻閱最原始的革命資料。

　　每天早去晚回，一條板凳坐到黑。鄭德榮如饑似渴地吸收著珍貴史料的營養。

　　“觸摸那些泛黃的紙張，就仿佛看到了堅貞的烈士流下的鮮血、付出的生命。”這份對先烈的崇敬之情和由衷的責任感一直激勵著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道路上執著前行。

　　“黨史研究，必須注重科學性與政治性的統一。”鄭德榮提醒自己，也告誡學生，“我們黨史工作者，是在為中國共產黨寫‘紅色家譜’，是為黨做學問。入了這扇門，就必須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不管什么情況，都要立場堅定、對黨忠誠。”

　　鄭德榮這么說，更這么做。多年來，不管處于哪個年齡段、本職工作忙不忙、身體狀況好不好，每逢慶祝建黨以及老一輩革命家的重大紀念活動，他都看作是研究、宣傳黨的理論、回應社會關切的重要契機。而每一次，他都積極著文、參會、宣講。

　　2001年7月，紀念建黨80周年。長春的不少黨員干部聆聽了鄭德榮的黨課。臺上，75歲的鄭德榮聲如洪鐘、神情激揚，講得振奮人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已患有冠心病和糖尿病。

　　“都這么大年紀了，身體咋受得了？”好心人勸他歇一歇。

　　“我這一上講臺啊，就啥都忘了。只要還能動，就一定要參加！”炎炎夏日，這位年逾七旬的省委理論宣講團成員，奔波6縣市、宣講12場。

　　學生看著心疼，建議他別再接受一個基層單位的邀請，孰料鄭德榮一臉正色：“這正是黨和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也是黨史專業知識發揮作用的時候，怎么能推托呢？”

　　“是什么讓您畢生求索、沉浸于黨史研究？”有人好奇。

　　“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么愛什么，干什么學什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是銘刻在心的信條。”幾十年來，鄭德榮把個人融入時代、將信仰融入生命，在知識的海洋里劈波斬浪，人生的征帆始終沿著正確的航向，駛向理想的彼岸。

　　擔當

　　干頂天立地事，做舉旗亮劍人

　　書生報國，唯有道德文章。

　　留校僅4年，鄭德榮就出版了第一部學術著作《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誕生的》。

　　漫長的學術生涯，鄭德榮似一棵黨史研究領域的常青樹，蒼翠挺拔。67年來，他共撰寫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術著作和教材50多部，發表高水平論文260多篇。

　　1983年，他成為全國高校中共黨史學科最早的4位教授之一；

　　1986年，他成為全國高校中共黨史學科首批3位博士生導師之一；

　　1991年，他帶領的東北師范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直屬院校147個社科研究機構的評估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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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論結合、以史立論、以論見長”，他的很多成果，提出獨到見解，填補學術空白，匡正傳統觀點，曾得到胡喬木、胡繩等著名黨史學家的充分肯定。他撰寫的《毛澤東思想史稿（修訂本）》，更是開創了研究毛澤東思想史科學體系的先河。

　　教材，師生間最有力的紐帶。學過中共黨史的人，對“鄭德榮”這個名字一定不陌生——

　　他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是改革開放后最早推出的全國高校通用黨史教材，再版5次，發行百萬余冊；

　　他編寫的《毛澤東思想概論》，被全國高校和中央黨校采用，加印13次，發行突破百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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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年來，這些教材廣為傳播，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別小看教材啊！這可是件大事。它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直接關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他常對學界同行說，“黨史教材更非同小可，政治要求高、導向性強，每一個論斷、每一個細節都要一錘子一錘子地敲定，容不得半點兒含糊，必須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而今，鄭德榮撰寫、主編的著作在國家圖書館館藏有30余種，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等海外圖書館也有館藏。

　　鄭德榮的學術研究，烙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鄭德榮的研究視野一直與時代同步。

　　有人質疑：“是不是形勢跟得太緊了？”

　　“老師對此不以為然，反而告誡我們，離開現實語境搞黨史研究，那是孤芳自賞。黨史研究要解決問題、為黨的事業服務。”學生程舒偉教授回憶。

　　干頂天立地事，做舉旗亮劍人。除了著書立說，鄭德榮還善用真理的力量捍衛真理。

　　“現在研究毛澤東思想還有用嗎？”多年前，在參加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術會議時，一名外校青年教師向他請教。

　　發問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教學研究的理論工作者——這讓鄭德榮深感憂慮。作為回應，他在大會上作了針對性的長篇發言，隨后又發表了《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價值》等多篇論文和著作，系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時代意義，在學術界產生了強烈反響。

　　無獨有偶，在湖南參加“現代化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一名學者主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該包括毛澤東思想”的大會發言，又讓鄭德榮愕然，感到有必要從學理上及時回應。正值酷暑，82歲的老人拋開準備好的講稿，利用午休時間重新撰寫發言提綱，闡述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關系。這一發言觀點鮮明，論證有力，廓清了模糊認識，與會學者高度認同。

　　離開湘潭的那天清晨，天蒙蒙亮，鄭德榮專門來到毛澤東塑像前，獻上鮮花，佇立良久，語重心長地對隨行學生說：“我們參加學術會議，既要虛心接受各種學術觀點，也要有政治鑒別力和敏銳性，關鍵時刻要敢于正面發聲。”

　　學生王占仁教授至今還記得鄭德榮第一次帶他申報課題時的情形。2008年，鄭德榮帶領課題組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基本問題研究”作為申報選題，這在當時可是國家高度重視、學界廣泛關注的前沿熱點問題。

　　“太難了，換一個容易中的題目吧！”有課題組成員心里打鼓。

　　“中與不中不是目的，關鍵看課題對黨和國家有沒有價值，黨和國家需要才是我們的選擇。”鄭德榮堅持不換。

　　“老師的堅持，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黨史工作者的責任與擔當。”王占仁回憶。

　　鄭德榮還有個“永久牌”與“飛鴿牌”的論斷廣為流傳。

　　“我們做教師的，尤其是文科教師，無論課堂教學、學術研究，還是資政建言，都要做‘永久牌’，就是持之以恒地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作指導，不要做‘飛鴿牌’，不能當‘墻頭草’。”

　　2001年，政法學院增設公共管理專業，對培養目標和課程體系幾次討論后，有的老師不耐煩：沒必要搞得這么復雜，國外大學這個學科發展很成熟，找幾個培養方案翻譯過來改一改就行了。

　　“借鑒國外大學的有益經驗，這沒異議，但中國的高校是共產黨領導的，培養的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新增的公共管理專業，是為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培養管理人才的，政治性同樣鮮明，一定要在培養目標和課程設置上體現出來！”鄭德榮態度鮮明、語氣堅定。最后，他的意見得到一致贊同，寫入培養方案。　　

　　薪傳

　　既為“經師”，更為“人師”

　　“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這是鄭德榮經常掛在嘴邊的話，“中共黨史學科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必須在政治上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在思想道德上有高尚的情操，否則，就不配為一名中共黨史教師。”

　　他的博士生，都忘不了先生的第一堂課。

　　“出乎意料，老師并不直接談專業知識，而是問怎么看待黨史專業、為什么選這個方向、將來有何打算？”王占仁回憶，先生重點談了對“理想”“勤奮”“毅力”“進取”這四個詞的理解，“這四個詞是我的座右銘，每個人都有理想，作為黨史專業博士生，理想一定要和黨的事業聯系在一起，這樣才不枉費黨和國家的培養；有了理想，還要靠勤奮去實現、靠毅力去堅持、靠進取去推動……”

　　原來這第一堂課，是堂“舉旗定向”“壯骨補鈣”的課，解決的是“總開關”問題，為同學們系好為學為人的“第一粒扣子”。

　　紅色理論家，大愛筑夢人。在鄭德榮從教65周年學術思想研討會上，他曾動情地說道：“我人生最大的快慰有兩件事：一件，是科研成果給人以啟迪，服務于社會；另一件，是學生的成長成才，青出于藍勝于藍。”幾十年從教生涯，他始終傳承“紅色基因”，以大愛情懷教書育人。

　　眼不離書，手不離筆，心不離教。

　　鄭德榮的書柜里，滿滿的都是黨史書籍，地上也堆著上年頭的黨史資料，有些圖書館難見的黨史書籍，在他家都能找得到——這里，是個名副其實的“黨史資料室”。

　　“只有大量占有第一手資料，才能做到論從史出、言之有據、嚴謹求實。”鄭德榮要求學生有計劃地大量閱讀文獻，一年至少閱讀1000萬字以上，并要求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文獻資料。

　　學生，是鄭德榮所鐘情“紅色事業”的一部分，也是他精神與感情的寄托。

　　鄭德榮極為重視指導博士生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平均每周要指導低年級博士生12學時以上。每天早上，從南湖鍛煉回來，鄭德榮不是去吃早飯，而是操起電話，跟學生交流讀書心得，“時間一長，我們的作息習慣都隨他了。”學生邱瀟笑言。

　　善于聯想、富有啟發性，是鄭德榮的教學風格。全脫稿講授，他的課堂生動而深透，思想的火花時時迸發。他的“提示、討論、小結、作業”四段授課法，使博士生處于課前獨立準備、課上獨立思考、課后獨立鉆研的良性循環；他實行的“讀書、思考、討論、答疑、交流”的開放式教學模式，逼著學生多思考、多提問、多視角分析問題。

　　帶學生，他還有一個絕招——任務帶動——師徒一起攻堅寫論文。“一篇論文，磨上幾個月。最后，論文發表了，你也出師了。”學生劉世華教授直嘆“受益匪淺”。

　　由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院校教授組成的優秀教學成果鑒定委員會，曾對鄭德榮作過考核鑒定：“……教學水平居于國內領先地位。該同志既教書，又育人；既能嚴格要求，又多方關懷學生的成長與進步；以身作則，為人師表，事跡突出，效果卓著，堪稱教師中的佼佼者。”這一評價，是鄭德榮既為“經師”更為“人師”的真實寫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鄭德榮培養的49名博士，絕大多數都耕耘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沃土上，并成為這一領域的學術骨干和領軍人才。他們猶如一顆顆紅色的種子，在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廣袤原野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鶴發仍伏櫪，丹心勵后學。在政法學院院長尹奎杰看來，鄭德榮一直是學院學術的支撐，“考慮到先生年事已高，近年來學院不再給他安排本科課程，他堅決不同意，最后達成一致：定期給本科生作專題講座。”

　　黨的十八大閉幕后一個月里，鄭德榮就為本科生作了兩場宣講；黨的十九大閉幕不久，行動已不便，就請同學們到家里，在客廳做了一個多小時的講解……

　　黑格爾說過，同一句格言，在一個飽經風霜、備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說出來，和在一個天真可愛、未諳世事的孩子嘴里說出來，含義是根本不同的。

　　“很多道理以前都聽過，但由鄭先生說出來，讓人信服！”本科生劉強回憶，請先生作輔導，他從不拒絕；不管多疲憊，只要登上講臺，他就異常興奮、底氣十足！慈祥的眼神里，流露著對理想信念的自信和對后輩深深的愛。每次報告結束，先生都和學生們握手，理想、信念、知識、情感就這樣在代際間傳遞著……

　　勃發

　　“干活，干活，‘干’中才能‘活’嘛”

　　60歲后，能夠干什么？

　　多數人是退休回家，含飴弄孫，悠閑自適。但60歲，在鄭德榮眼中，則是煥發生機活力的又一個起點，迎來學術生命的“第二春”。

　　1986年，鄭德榮從副校長的崗位上退下來時，曾激情滿懷地“規劃”未來：“要用10年時間，到我70歲時，培養出10個博士、出版10部專著。”現場掌聲一片，也不乏私下的懷疑：“怎么可能？”

　　老驥伏櫪，耄耋勃發。這一干，就是30多年！

　　隨著年歲的增長，鄭德榮非但沒有放緩學術科研節奏，反而“大弦嘈嘈如急雨”“大珠小珠落玉盤”，新見迭現、新作頻出。

　　一生50多本著作和教材，有40本是60歲后出的。80歲到90歲的10年間，光個人專著就有5部，承擔國家項目3項，發表論文70余篇，每年都要外出參加學術交流，并以高質量的文章參會。

　　僅2011年一年，他就發表文章14篇，這是一個中青年學者都難以企及的成果數量，也遠遠超過了之前他規劃的目標。

　　不吃老本、超越自我，鄭德榮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研究成果，堪稱“人生黃昏時間的彩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諦和要義論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縱橫觀》……一系列論文、論著，閃爍著最新的思想火花。

　　2017年10月25日，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第二天。一大早，東北師大黨委副書記王延就接到鄭德榮的電話，內容就一條：如何更快更好地宣傳黨的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義，并主動請纓為全校師生作宣講報告，“言語中充滿了振奮、激動和喜悅，完全不像一位90多歲的老人。”王延說。

　　更讓人沒想到的是，91歲的鄭德榮還抱病組織團隊，申報了“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幾番論證、數易其稿，每次他都在學生的攙扶下到會，全程主持研討。

　　不抽煙，不喝酒，生活規律，幾無嗜好，鄭德榮最大的享受，是思考。

　　“干活，干活，‘干’中才能‘活’嘛！”老先生樂觀豁達，在他看來，讓老人發揮余熱，屬低層次要求，“應當把有限的時間活得更有意義，一年當成幾年過。”

　　有必要這么拼嗎？

　　“我這個年紀，不可能再通過別的方式回報黨了，多寫一篇文章，就是多作一份貢獻。”于是，常常上一篇論文剛剛寄出，又開始著手下一篇文章了。

　　2013年12月，鄭德榮又一次住院。醫生要求靜養，但對視時間如生命的鄭德榮來說，這簡直和病痛一樣難受：“靜養，靜養，把我看書做學問的權利都奪走了，這樣干待著，太浪費時間，也靜不下來啊！”

　　“思考學術，就是最好的止疼藥！”不到萬不得已，鄭德榮拒絕吃止疼藥。“他怕止疼藥的麻醉作用影響腦子思考。”在多次接診他的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醫生王春艷的印象中，這個“病號”與眾不同，手邊全是書，一直挺忙活。

　　好不容易“熬”到2014年元旦前夕，醫院同意他出院，鄭德榮興奮得像個孩子：“我早就好了，這回可自由了，終于可以回去給學生上課、搞研究了！”

　　生命的最后幾天，雖極度虛弱，但他還在反復修改入選“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理論研討會”的論文。看不了，就讓學生念，他聽。最后一次修改時，堅持聽完9000多字的論文后，他拔掉氧氣管，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修改意見。好幾次，他試著站起來，但剛一用力就大汗淋漓——他實在太想參加這個會了。

　　繁霜盡是心頭血，灑向千峰秋葉丹。2018年5月3日，92歲的鄭德榮離開了這個世界。去世前，他對學生留下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話是：不忘初心，堅持馬克思主義！

　　悟初心，守初心，踐初心。鄭德榮常以毛澤東在1939年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的講話教育學生，要“永久奮斗”。這句話，他做到了。

　　90歲生日時，鄭德榮曾滿懷豪情地抒發宏愿：“再過5年，當我95歲時就到了我們黨建黨100周年，到那時，我和你們一起慶祝黨的百年華誕！”

　　現場的弟子無不為之震撼：原來，先生的學問、勤勉、成就乃至高壽，皆源于這樣的情懷與追求——把自己的生命與一個偉大的黨融為一體，達致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