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張芳曼)

　　嘉賓：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研究所所長 歐建平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研究所副研究員 蔡世川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政治工作教研部博士后 裴世連

　　瞄準世界一流軍隊

　　記者：改革軍官制度，基于軍銜構建新的軍官管理制度體系，是適應現代軍隊建設和作戰要求、契合新的領導指揮體制和力量編成、提高軍事人力資源管理使用效益的必然選擇。如何理解軍官制度在世界軍事變革大潮中的地位？

　　歐建平：先進的軍官制度是世界一流軍隊顯著特征。從歷史上看，開辟軍官職業化先河的普魯士，大膽廢除以出身劃分的軍事貴族，實施按專業、教育和戰功選拔軍官的制度，從而成為當時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軍成為世界新軍事革命的“領頭羊”，也在于不斷推進軍官制度改革，相繼出臺《國防人力資源管理法案》《軍官等級限制法案》，以及《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和《約翰·華納法案》，提高軍官的職業化水平。近幾場局部戰爭，美軍能夠屢屢得手，絕非偶然。當今世界，軍事競爭的較量，表面上看似乎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軍事技術“高度”，但其深刻的內涵卻是現代軍事人力資源“厚度”，特別是軍官職業化的“程度”。

　　我軍要實現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努力在世界軍事角逐中獲得競爭優勢，就必須加快軍事人力資源制度改革的步伐，重塑我軍的軍官制度體系。

　　從國防和軍隊改革要解決的深層矛盾問題上看，我軍“兩個能力”(打現代化戰爭能力，各級干部指揮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的重要原因是政策制度相對滯后，特別是軍官制度存在反映信息化條件下軍事人才成長規律不夠、缺乏軍事專業核心能力導向、干部選拔任用機制還不夠完善等問題。解決這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如果不敢啃硬骨頭，不敢涉險灘，就肯定過不去這座火焰山。

　　當前，領導指揮體制改革已經形成了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嶄新格局，力量結構和部隊編成的改革也已全面展開，這些改革成果能不能鞏固住，能不能深入下去，關鍵是要搞好政策制度改革。只有形成體現軍事職業特點、增強軍人職業榮譽感的政策制度體系，才能更好地凝聚軍心、穩定部隊，才能確保改革大船順利駛向成功的彼岸。

　　彌補現行軍官制度缺陷

　　記者：現行軍官法、軍銜條例自頒布實施以來，對于加強軍官隊伍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經濟社會進步和軍隊建設發展，其中一些制度規定，逐漸暴露出一些矛盾和問題，有的還很突出。具體來說有哪些問題？

　　蔡世川：現行軍官管理制度，實行以軍官職務等級編制軍銜。目前，軍銜從少尉到上將共三等十級，職務從排職到中央軍委副主席共十五級，軍銜等級比職務等級少五級，存在普遍的“一個銜級對應多個職級”現象。比如，大校軍銜橫跨副師、正師、副軍，少將軍銜橫跨副軍、正軍、副大區三個職務等級；除中央軍委委員外，其它職務都對應兩級軍銜。常常出現“平銜指揮”、甚至出現“低銜指揮高銜”的現象，這就違背了設置軍銜便于識別職務、便于理順領導指揮關系的初衷。

　　現行軍官管理制度，職務等級的晉升不受軍銜等級的影響，但軍銜等級的晉升受到職務等級的制約。比如，某位軍官由于職務提升，其軍銜低于新任職務等級編制軍銜的最低軍銜的，提前晉升至新任職務等級編制軍銜的最低軍銜；另一方面，如果某位軍官的軍銜已是職務等級編制的最高軍銜時，其軍銜時間再長也不能晉升，只有等到其職務等級提升后。這就大大弱化了軍銜的激勵作用。

　　此外，現行軍官制度中，軍官的工資、福利待遇和精神榮譽等與軍銜連接薄弱，而與職務掛鉤過度緊密。這就從客觀上加劇了“千軍萬馬擠官道”的狀況，不利于消除“官本位”思想。軍銜弱化、授予對象寬泛而不聚焦，沒有突出作戰部隊和指揮軍官的主體地位，指揮軍官、專業技術軍官、預備役軍官的軍銜設置和稱呼區別不大；在晉升上，存在著專業技術軍官快于指揮軍官，教學單位、后勤保障單位、文藝演出單位快于作戰部隊的現象。

　　記者：建立軍銜主導的軍官等級制度能否解決以上問題？

　　蔡世川：軍銜主導的軍官等級制度將逐步淡化甚至取消職務等級，把軍官的層級管理簡化、統一、明確到軍銜等級上來。實行職務或崗位編制軍銜，一崗一銜。軍銜授予對象聚焦到指揮管理崗位，聚焦到直接從事作戰的崗位，聚焦到直接為作戰提供支援和保障的具有鮮明軍事特色的崗位。

　　軍官晉升指的是軍銜晉升。軍官需要首先取得軍銜晉升資格，待有空缺職位時，就職與晉銜同時進行。在服役年限上，改變太過偏重自然年齡、軍官“年齡恐慌”大于“本領恐慌”的情況，軍官的晉升與退役主要受軍銜時間(銜齡)的制約。比如，軍官晉升中校軍銜未滿3年不得晉升上校；軍官晉升中校軍銜已滿6年但仍未取得晉升上校的資格就必須退役。

　　科學設計 穩妥推進

　　記者：這次軍官制度改革帶有基礎性、系統性，涉及軍官服役和管理的各方面各環節，力度、深度、廣度前所未有。如何保障軍官制度改革在相關法律授權基礎上探索試行、穩妥推進？

　　歐建平：一是強化系統設計。以往的制度之所以沒有形成體系，制度建設零打碎敲、政策調整多于制度規范等是重要原因。此次改革要勾畫出分階段、有重點、工程化建設的路線圖，并落實相關任務和具體責任。二是抓住關鍵環節。堅持黨管干部、突出問題導向，抓住軍官服役、軍銜、分類管理、任職資格等關鍵性問題，強化打仗能力導向，科學設置軍官職業發展路徑，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尋求突破。三是注重整體優化。軍官制度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絕不能來回折騰“翻燒餅”。

　　裴士連：《決定》的通過標志著全軍上下普遍關注的干部人事政策制度改革“靴子落地”、正式展開。與前兩個波次領導指揮體制、規模結構、力量編成等“硬件系統”的調整變革相較，軍官制度改革作為與之配套的“軟件程序”，更具復雜性、關聯性和實踐操作性。

　　此次改革需要依法有序推進。改革過程中，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定的程序，充分考慮改革可能引起的連鎖反應、帶來的矛盾問題，尊重普通官兵意愿、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待改革措施成熟以后，再及時修改完善現役軍官法、軍官軍銜條例等有關法律，使得每項法規制度的出臺既符合法定的程序規則，又經得起歷史、實踐和官兵的檢驗。實施過程中，要建立備案審查制度，如果發現政策制度存在問題，相關部門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有關規定予以改變、撤銷或糾正，同時對于出臺的各項政策制度要及時宣講解讀，明確責任主體監督執行，確保整個改革進程于法周延、依法有序。

　　要從內容、標準、層次、時序上搞好統籌協調。內容上，要形成一個綜合集成框架，包括有多少制度要素，目前已有多少，還要出臺多少，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每年要出臺什么法規都要清清楚楚；標準上，要形成一個軍事人力資源辭典，由主管部門批準并以特定形式發布，統一概念、標準和制度接口，防止各說各話、政出多門；層次上，要按照下位法服從上位法原則，上位法即憲法、法律出臺全局性、原則性規范，下位法即軍事法規、軍事規章出臺具體性、配套性規范；時序上，依據領導指揮體制、部隊編制構成改革進程，及時對照形成改革項目路線圖、時間表、任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