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史安斌

　　【專家簡介】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主管國際事務），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中英文著作和文章:《危機傳播和新聞發布：理論·機制·實務》、《全媒體時代的新聞發布和媒體關系管理》、《全球傳播與新聞教育的未來》、《清華新聞傳播學前沿講座錄》（續編）、國際傳播前沿研究》等。

　　根據全球互聯網治理委員會發布的報告，互聯網已經連接了世界近半數的人口，預計未來五年將有5億人和約200億臺終端接入這個無遠弗屆的賽博空間。人們借助于互聯網享受著前所未有的互聯互通、共生共享的繁榮和便利，僅在2016年，互聯網對全球GDP的貢獻就高達4.2萬億美元。

　　另一方面，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色情暴力、詐騙盜竊等“毒瘤”借助于互聯網蔓延滋生，給人類的安全和福祉帶來了威脅。據初步估算，2016年全球網絡犯罪造成的損失高達4450億美元。社交媒體導致的“群體極化”加劇了不同種族、社群和文明之間的對立和沖突。無怪乎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和監管，“互聯網”會逐漸演變為“分裂網”，人類社會的發展將在一道難以逾越的“數字鴻溝”面前而裹足不前。

　　從全球傳播的大背景和大方向上來看，10月9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就實施網絡強國戰略進行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提出了六個“加快”，既回應了當前互聯網發展中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困難，又為構建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中國方案”繪制了明晰的路線圖。

　　在筆者看來，這六個“加快”可以分成三個層次。首先，“加快推進網絡信息技術自主創新”和“加快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推動”為中國在網絡空間全球治理上贏得更大的主動權和話語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互聯網時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信息鴻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升級為“數字鴻溝”。其主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技術和知識產品的壟斷。他們始終把私營領域和市場利潤放在首位,為保持其先發優勢,將某些核心技術定為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人為阻礙了網絡技術的普及。

　　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中國在互聯網技術研發和管控治理上形成一套符合本國國情的模式，也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可資借鑒的對象。當今世界十大互聯網公司中，美國占六家，中國占四家，有人戲稱賽博空間形成了“狼牙”(FANG,即臉書、蘋果、奈飛和谷歌)聯盟與“蝙蝠”（BATN，即百度、谷歌、騰訊和網易）陣營的對壘。要打破美國對互聯網技術和規則的壟斷，消除“數字鴻溝”，國際社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寄予厚望。

　　中國正在實施“互聯網+”國家戰略，借力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推進和“亞投行”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建立起遍布全球的電子商務系統——即真正意義上的“全球互聯網市場”。當下，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海量網民傾向于選擇以“蝙蝠”聯盟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公司提供的平臺和產品。因為相比于美國“狼牙”陣營精英化的“最優保存策略”，中國的BATJ陣營則更能貼近草根和基層網民的需求。因此，中國模式的“全球互聯網市場”的覆蓋面更廣、可行性更強。

　　其次，網絡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提升全球民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促進不同文明的交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習總書記接下來提出的“加快提高網絡管理水平”“加快增強網絡空間安全防御能力”和“加快用網絡信息技術推進社會治理”便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保證。安全和發展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網絡安全是全球性挑戰，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維護網絡安全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各國應該攜手努力，共同遏制信息技術濫用，反對網絡監聽和網絡攻擊，反對網絡空間軍備競賽。長期以來，美國動輒指責別國對自己的網絡系統實施黑客攻擊。而在其“棱鏡門”等丑聞爆發之后，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互聯網領域內的道義感召力。在此背景下，中國主動提出優先保障網絡安全的倡議可謂適逢其時，可以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積極響應。

　　正是在前面五個“加快”的基礎上，習總書記提出的“加快提升我國對網絡空間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回應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與現行由美國主導的互聯網傳播秩序不同，“中國方案”強調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在體現全人類共同關切的“觀念政治”（noopolitik）的同時,也最大限度維護體現互聯網主權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誠如王毅外長所言，中國不是美國，中國絕不會也不可能變成另一個美國。同樣道理，構建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中國方案”并不意味著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而是為“后美國世紀”世界秩序的重構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替代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