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訪制度正在進行重大變革。新京報記者近日從權威部門獲悉，國家對各省市不再搞全國范圍的信訪排名、通報，有關部門確立了“把矛盾化解在當地”的新思路。

　　始于2005年的信訪排名制度，因為與地方黨政領導升遷直接掛鉤，造成地方信訪壓力很大，被指導致各地信訪部門不惜采取各種手段“截訪”，甚至雇傭“黑保安”，設置“黑監獄”，發生惡性事件。

　　取而代之的將是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點對點”通報制度，并通過信訪約談制度對地方工作進行監督。

　　受訪專家表示，這種做法將抑制攔訪、截訪等問題，并建議一直推行到縣級政府。

　　段鋒（化名）最近感覺工作壓力小了很多。他是西部某省信訪局副局長，讓他感覺輕松的是，目前國家取消信訪排名通報制度在全國鋪開，他不用再擔心“非正常上訪”數字影響政績。

　　而且，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該省也取消了對地市州的信訪排名，他們開始把主要精力用在處理發生在當地的信訪案件，而不是組織人手到北京“截訪”。

　　新京報記者獲悉，一場以取消信訪排名為標志的信訪改革，正在悄然推進。其力度影響程度，不亞于勞教制度的廢除。

　　“排名”異化，各地截訪花樣頻出

　　信訪指標成考核壓力，上訪者被毆屢有發生，甚至出現專業黑保安

　　“信訪排名”制度始于2005年1月，措辭嚴厲的《信訪條例》修訂完成，并從當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據這部《信訪條例》的規定，各級政府應當建立健全信訪工作責任制，對信訪工作中的失職、瀆職行為，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并在一定范圍內予以通報。

　　一名基層信訪工作人員曾對媒體記者說，上述“在一定范圍內予以通報”的規定，最終演變為“以排名的形式通報”。

　　從此，國家信訪部門每月會對各省（市、區）“非正常上訪”人次數進行排名，各省市信訪部門也會對各地市排名，直至縣市及鄉鎮政府。

　　由于信訪案件多發于基層，縣市級及鄉鎮政府的信訪工作，隨即成為對當地黨政干部政績考核的指標之一。

　　這一指標又逐步演化為：各級黨政領導成為信訪責任人，其管轄的轄區內訪民進京上訪次數與黨政領導的升遷直接掛鉤。

　　各地對此出臺了詳細的評分體系。

　　以“上訪媽媽”唐慧所在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為例，據《南方都市報》報

　　道，該地對鄉鎮政府信訪考核實行“百分制”，其中“減少越級上訪量”一項就占50分。在中央大型會議等“特別防護期”，如發生進京非正常上訪，要扣分。如果接到信訪部門通知，相關單位沒有在24小時內趕到北京的，也要扣分。這些都關系到鎮政府工作的年終考核。

　　異化的“信訪排名”給當地黨政官員帶來壓力，他們想方設法減少“非正常上訪”。“上訪者”被毆打、被非法拘禁等，屢有發生，甚至出現了一批專門替地方截訪的“黑保安”。

　　2012年12月，安徽省阜陽市潁上縣迪溝鎮村民，因煤礦采空區賠償款和占地等問題赴京上訪。該鎮政府接訪人員委托社會閑雜人員接回上訪村民。返回途中，受委托的閑雜人員與村民發生爭執，村民被打致昏迷。

　　還有人因為上訪而被勞教。2011年4月，遼寧省營口市一名年逾八十的老人劉春山因39次進京上訪被以擾亂管理秩序為名勞教1年半。湖南唐慧因為對女兒遭強奸一案判罰不滿，多次上訪，2012年8月2日被處以勞教一年半。

　　“截訪”耗費了地方政府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據媒體報道，近六七年以來，湖南基層政府花在唐慧一個人身上的公共財政已達上百萬元。

　　政界學界呼吁取消信訪排名

　　長沙副市長稱對非正常上訪不能“一接了事”，遼寧基層信訪工作人員稱“排名”讓基層政府“兩難”

　　近年來，社會各界關于取消信訪排名的呼聲一直不斷。一些地方的黨政負責人，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何寄華建議，明令禁止地方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圍堵、攔截群眾上訪，并逐步取消針對地方政府的信訪考核制度。

　　何寄華告訴媒體記者，對進京非正常上訪群眾不能通知各地政府“一接了事”，而應該依法引導群眾自行返回當地，對于群眾在京涉訪違法犯罪行為，應由北京公安機關按照屬地原則，就地依法處理。

　　遼寧一名基層信訪局的工作人員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信訪制度本身為老百姓提供了一種救濟渠道，但指標化容易引起基層政府和個別訪民的‘雙重越位’。”

　　他解釋說，基層政府截訪，而個別訪民摸透了地方政府害怕進京上訪的心理，頻頻越級上訪，明明已經拿到了合理補償，卻要求不切實際的巨額補償。

　　這位工作人員表示，這讓基層政府處于“兩難”境地。

　　實際上，早在2004年下半年，研究者已經預判到“信訪排名”后可能產生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長期關注信訪制度。他撰文稱，搞信訪排名，“地方政府為了息訪，對于信訪公民不是收買或欺騙，就是打擊迫害，從而誘發更多的信訪案件。”

　　于建嶸告訴新京報記者，“信訪排名”制度的設計初衷是要通過排名、通報制度約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決民生問題。但近年來處于中國社會轉型期，這個階段社會各類矛盾凸顯，信訪案件數量上升是一個客觀現實。

　　“制度設計之初沒有考慮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轉型期壓力過大的問題。”于建嶸認為。

　　“減少對地方黨政領導的壓力，不按信訪量給各地排名，取消信訪責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來京接訪。”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在當前攔訪截訪頻發的時期，取消排名通報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十八大后，我國已經開始在部分省市進行取消排名的試點。從今年3月開始，部分省市沒有收到國家信訪局關于各省“非正常上訪”人次數的排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