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民隆重紀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時候，遠在印度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和他的小集團再次發出“西藏獨立”的密集鼓噪和夢囈。由達賴策劃并審定的新版偽憲法繼續謊稱西藏曾是“與中國、印度并駕齊驅的大國”，“中國政府武裝入侵西藏，暴力鎮壓西藏百姓”，再次表明這個小集團將頑固堅持其分裂中國的立場。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尖銳指出“根本問題是，西藏是否是中國的一部分？對與不對，要用這個標準來判斷”。而達賴及其小集團正是從否定西藏是中國一部分、否定西藏和平解放開始，一步步滑向深淵，開始其無可挽救的敗亡命運。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國統一大勢所趨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代百余年來中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統一偉大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世所周知，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近代以來，西藏同祖國內地一樣遭到帝國主義的侵略，1888年和1903年，英國兩次武裝入侵。與此同時，西藏人民同祖國內地人民一起開始反抗外來侵略、捍衛祖國統一的英勇斗爭。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外患不已、內戰頻仍，中央政府孱弱。盡管帝國主義和西藏上層親帝勢力極力趁機謀求“西藏獨立”，但是民國政府通過頒布法律、設立蒙藏委員會、派駐軍隊、繼續冊封達賴和班禪、反對英國和西藏上層親帝勢力炮制非法的“西姆拉協定”等努力維系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主權。1912年和1931年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均規定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任何形式的“西藏獨立”都遭到中國政府和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世界上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西藏獨立”。1954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在印度人民院講演時也指出：“在以往數百年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時候，任何一個外面的國家曾經否認過中國在西藏的主權。”

　　1949年新中國成立，解放作為中國一部分的西藏，由新中國中央政府行使對西藏的主權，理所當然，勢在必行。至于是和平方式還是非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只是個方式問題。正如1950年10月毛主席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為了減少戰爭對西藏人民造成的損失，吸取其他一些地方和平解放的成功經驗，中央制定了和平解放的方針。而西藏上層親帝勢力卻乘國民黨敗亡之機，公開打出“西藏獨立”旗號，驅趕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四處派出“親善使團”尋求國際承認，向一些國家購買軍火，妄圖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在多方勸和無效的情況下，中央決定“以打促談”，于1950年10月發起昌都戰役，粉碎了西藏反動上層以武力對抗人民解放軍的迷夢，促使西藏愛國進步力量進一步壯大，和平談判得以實現。

　　昌都戰役后，16歲的十四世達賴提前親政。當時的達賴身處帝國主義和西藏上層親帝勢力的包圍之下，內心極度矛盾。他出走亞東，倚邊境而居，一方面對國內形勢進行觀望，另一方面尋求帝國主義援助，伺機逃往國外。在我強大的政治攻勢和軍事壓力下，在包括阿沛?阿旺晉美、十世班禪等西藏上層愛國力量推動下，也因為終于沒有一個國家敢于支持“西藏獨立”，以達賴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終于派代表赴京與中央政府談判。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簽訂后，達賴致電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此時，達賴做出了他一生中為數不多的正確選擇。中央給予達賴極高的政治待遇，1954年他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年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即使是他1959年叛逃國外，中央還把他的副委員長頭銜一直保留到1964年。可惜的是，恰恰是達賴自己，把他人生中這閃光一頁玷污了。

　　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較量

　　西藏和平解放解決了西藏是從中國分裂出去還是繼續統一于中國的問題，同時也為解決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問題創造了前提。“十七條協議”規定：“中央對西藏各項改革事宜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盡管中央以極大耐心等待西藏上層的“自動”，一再做出推遲改革的決策，但是西藏反動上層想的不是推遲改革，而是永遠不改。為此，他們認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發動武裝叛亂，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由此，開始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們同達賴集團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較量。

　　早在1952年，西藏反動上層就在拉薩成立非法的“人民議會”，公然反對“十七條協議”，反對人民解放軍進藏，反對民主改革。此后又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軍”等反動武裝，發動局部叛亂，襲擊我駐藏機關和部隊，殘暴殺戮和洗劫西藏民眾。而達賴在這一重大關頭做出其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抉擇，沒有站在人民一邊，而是一步步向叛亂勢力靠攏。1957年7月他公開接受叛亂分子奉獻的“金寶座”并回贈禮品、哈達，極大助長了叛亂勢力的氣焰。正是在達賴支持下，1959年西藏反動上層在拉薩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叛亂失敗后達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引領下叛逃國外，迫不及待地于途中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3月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多數噶倫和上層反動集團撕毀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背叛祖國、破壞統一，實為國法所不容，決定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為了給達賴留有迷途知返的余地，中央當時對外稱達賴是被叛亂分子裹挾走的。但是達賴深陷分裂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完全背離了中央對他的教育挽救。達賴集團的武裝叛亂不僅沒有能阻止民主改革的到來，反而促使改革提早實行，加速了封建農奴制度的崩潰。

　　達賴叛逃后，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宣布成立“西藏國”，設立偽政府、偽議會，發布偽憲法，建立叛亂武裝基地，長期對中國邊境實施武裝襲擾。1962年組建由外國勢力和達賴集團共同指揮的“特種邊境部隊”，最多時達到16000人。美國中情局先后秘密從叛亂分子中挑選170多人（也有親歷者說有300多人）送到塞班島和科羅拉多州洛基山訓練，然后空投回西藏搞武裝叛亂和襲擾。達賴集團此類活動貫穿了整個六十年代，而達賴本人在其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供認他對此類活動完全知曉，并對叛匪襲擊解放軍 “這種勇敢的事跡，深受感動”。1964年，國務院第151次會議通過《關于撤銷達賴職務的決定》，指出：達賴在1959年發動叛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逃往國外以后，組織流亡偽政府，公布偽憲法，并且積極組織和訓練逃亡國外的殘余叛亂武裝騷擾祖國邊境，這一切證明他早已自絕于祖國和人民，是一個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作工具的叛國分子。至此，中央對達賴作出正式的政治定性。根據中央“積極發動群眾，大力開展政治爭取，結合有力的軍事打擊”的方針，西藏自治區和駐藏部隊對達賴集團叛亂、襲擾活動實施有效打擊。至1974年尼泊爾政府剿滅盤踞在木斯塘地區的“四水六崗衛教軍”，達賴集團企圖用武力實現分裂與復辟的美夢完全破產。

　　70年代至80年代初，隨著中國國際地位提高和國際環境變化，達賴集團遭到昔日主子的冷遇，一度淪為“冷戰孤兒”。達賴在其自傳中抱怨“美國自從1970年代承認中共就斷絕了對西藏的支持—這證明他們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環，而不是真心要恢復西藏的獨立”，同時不得不調整策略、變換手段，開始標榜更具欺騙性的“中間道路”、“非暴力”。為了繼續教育挽救達賴，中央同意他派親屬、代表團回國參觀，了解中央的政策和西藏的實際狀況。但是達賴集團卻借回國參觀的機會宣揚“藏獨”、蠱惑人心、制造動亂。1987年達賴在西方拋出“中間道路”標準版，其核心內容是，否定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求實現歷史上從來不存在的“大藏區”、要求實行相當于獨立國家的“高度自治”、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大藏區”、要求從“大藏區”驅趕所有漢人。這五條每一條都指向“西藏獨立”，加在一起更是徹頭徹尾的“西藏獨立”。達賴集團連續三個年頭在拉薩制造了一系列以“西藏獨立”為目的的騷亂事件，一直發展到1989年3月5日策動大規模的騷亂事件。3月8日，中央果斷決定在拉薩實行戒嚴，給分裂勢力以沉重打擊。1989年北京發生了“六?四”事件，此后原蘇聯、東歐形勢劇變，達賴錯誤地估計形勢，加上又從西方那里“及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于是到處宣稱中國共產黨五年至十年內甚至一年內就要垮臺，“西藏獨立的日子即將來臨”，聲稱“不和一個即將垮臺的政權談判”。也是在1989年，中央作出了同達賴集團針鋒相對開展斗爭的重大決定，實現了新時期西藏工作的重大轉折。西藏局勢越來越好，而達賴集團再次幻想破滅，陷于窘境，不得不厚起老臉皮重新撿起“中間道路”旗號。

　　2008年被達賴集團視為尋求“藏獨”事業突破的重大機遇，聲稱：“要利用中國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機會，展開各種活動，迫使中國政府在2008年或者未來兩年內解決西藏問題。”由達賴集團一手策劃、制造的拉薩“3?14”嚴重打砸搶燒事件，凸顯達賴集團不甘敗亡、鋌而走險的亡命心態。在中央指導下，西藏自治區迅速采取措施，不僅局勢很快得到控制，分裂主義勢力遭到嚴重打擊，而且達賴的暴力活動遭到包括藏族在內的全國人民一致譴責，海外華僑華人奮起保護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在經歷2008年一段短暫“風光”之后，達賴的國際竄訪再度頻遭冷遇，“西藏獨立”、“中間道路”越來越成為國際笑柄。

　　達賴集團五十多年活動的軌跡清楚表明，他們自以為有西方勢力的支持，死抱住“西藏獨立”和復辟封建農奴制度的目標不放，而正是這個目標，把達賴集團拖進“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輪回”之中。達賴集團一不得人心、二沒有實力，有的只是外國人施舍的幾個小錢和幾項廉價“桂冠”，達賴本人已經淪落到反復自稱“印度之子”而印度無人肯認領的地步，恐怕就連這種“輪回”也快到頭了。

　　達賴“退休”挽救不了小集團的命運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達賴終于到了不得不為自己的小集團安排后路的時候。今年以來，達賴高調宣布“退休”，指令手下修改偽憲法，拼湊新的偽政府。其目的不外乎在達賴之后維系偽政府生存，與“藏獨”新的暴力活動擺脫干系，更加便于以“純粹宗教人士”身份到西方竄訪。誰都能看出，達賴“退休”只是一場表演。《印度時報》評論“只要達賴還在，自然由他發號施令，達賴的提議是在為后達賴時期預做準備”。達賴在美國的“特使”也說，“達賴退休后的領導作用對于西藏人民來說是不會改變的，沒有必要用白紙黑字來寫明”。果然，達賴集團修改后的偽憲法聲明“達賴喇嘛是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怙主和象征”，規定達賴仍然享有“指導”偽議會和噶廈的權力，可以自行對“政教方面的重大事務”進行“指導”。而達賴本人也唯恐有人把他的“退休”當成真事，多次宣稱“我將永不舍棄政教公眾事務”、“當藏人遇到重大困難時不會坐視不管”。這一切都表明達賴絲毫不打算放棄分裂中國的政治活動和對小集團的操控。

　　達賴宣布“退休”以來比過去未見消停，反而奔走得更勤快了，迄今已經竄訪了近10個國家，計劃接下來還將竄訪10個國家。其所到之處，除了乞求外國政要接見，斂取公眾錢財，更變本加厲攻擊中國政府，聲稱“就是要給中國找麻煩”，要中國共產黨也像他一樣“退休”，使一些西方人士和海外動亂分子著實激動了一陣。但是這一切掩飾不了小集團內部對未來暗淡前景的無奈與惶恐。其偽議長聲明“達賴喇嘛退休令全體西藏人食不香、夜不眠，感到很擔憂”。達賴駐歐洲“特使”稱“達賴喇嘛卸下政治權力讓這個小小的西藏流亡世界似乎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情感危機及政治爭議當中”。所謂“首席噶倫”者直言，達賴退休將使“流亡政府”面臨“合法性危機”。這是因為，達賴幾十年來一直是該集團的精神領袖和實際操縱者、招徠西方政治和金錢支持的最大品牌，也是反華勢力圖謀搞亂中國的最聽話的工具。培養這么個人物不容易，不是誰都可以輕易頂替的。無論達賴“退休”與否，都不會改變達賴在這個集團中至高無上、操控一切的地位，都不會改變達賴集團“政教合一”的本質，都不會改變其分裂主義本質。

　　至于所謂“流亡政府”，本來就是叛亂分子在境外建立的叛亂組織，完全違背中國憲法和法律，從來沒有任何合法性，連他們的外國主子都不予承認。無論由誰擔任這個偽政府的頭目，其非法性質都不會改變。偽政府新頭目聲稱要“代表西藏人民”同中國政府“談判”，“重建西藏國”，適足以暴露其狂妄與無知而已。

　　西藏和平解放60年來，封建農奴制度被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西藏在祖國大家庭中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極大改善，同祖國內地的聯系日益緊密，各族群眾對達賴集團反動本質的認識更加深刻。這個歷史趨勢是包括達賴集團在內的任何反動勢力都扭轉不了的。達賴由“西藏獨立”變為“中間道路”也罷，由臺前表演變為幕后操控也罷，都挽救不了這個集團必然失敗的命運。至于達賴本人，除了放棄一切分裂主義言行，滿足中央對他的原則要求，尋求個人前途的解決，不可能有別的什么出路。(作者：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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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