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3日，浙江省臺州市一家企業新年第一個工作日，董事長攜公司中高層領導在大門口鞠躬迎接員工上班。孫金標攝（資料圖片）

　　新年伊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就有關“城市農民工社會地位轉變”的尖銳話題，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

　　2010年12月18日，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辦了“2010年學術前沿論壇”，論壇主題為“改革與當前社會發展的新問題”，主講人均為京城知名教授和學者。其中，李強教授所作的《擴大中產階層戰略的核心環節——我國城市農民工地位轉變的途徑》的發言，引起人們對當前我國龐大的進城務工人員——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如何向中產階層上升與社會健康發展之間關系的深層次思考。

　　作為社會學家，李強教授長期從事有關“社會分層理論”的研究，撰有《中國大陸的貧富差別》、《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等一系列著述，并獲得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底層人群過大，威脅社會穩定

　　中國青年報：人們通常所說的“農民工”，是指“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工人”，這似乎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身份稱謂。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發布的監測數據,2009年度全國農民工總量已接近2.3億人。如此龐大的人群進入城市工作，卻始終處在社會下層，一些城里人在他們面前總抱有或多或少的優越感，似乎已“集體默認”這種狀態理所當然。作為社會學家，您為什么特別關注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問題？

　　李強：近些年，社會學界做了不少有關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如陸學藝教授的“十階層理論”，孫立平教授的“社會斷裂論”，還有我提出的“倒丁字形社會結構”等。這些理論雖然觀察視角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承認我國有一個巨大的社會中下層，特別是龐大的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農民群體始終居于低位。任何社會，如果底層過于巨大，如果社會的多數人處在下層或中下層，對于社會穩定都是一種威脅。前一階段，泰國的“紅衫軍”事件就從側面告訴我們，底層巨大的社會，是隨時潛伏著社會危機的。所以，怎樣改變以中下層為主體的社會，是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中的最大難題。

　　我國社會巨大中下層群體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城鄉二元結構。迄今為止，農村戶籍人口仍然占到全社會的55%，也就是說，農民群體是導致金字塔結構的主要原因。你剛才說的是2009年的數據，其實目前農民工人數超過2.6億了。但是，研究證明，農民工即使進城打工，從事工業勞動，他們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并沒有明顯變化。特別是在城市里，他們始終處在下層的位置上。這個問題如果引不起重視，肯定會影響中國社會改革深化的進程。

　　中國青年報：近年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輔助三農的政策，包括取消農業稅，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注重維護進城務工農民權益等。您覺得這些政策是否有利于改善農民工的社會地位？

　　李強：這些政策使農村、農民包括農民工的生活確實有所改善，對他們的發展無疑是有利的。不過，前段時間，《人民日報》有篇文章，顯示城鄉收入的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而戶籍、出身正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篇文章引用了“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的調研數據。所以，今天的現實是：一方面，政府出臺了很多幫助農民及農民工的政策；另一方面，社會運行的結果，卻沒有相應帶來農民及農民工地位的提高，階層間的差距在繼續拉大。

　　中國青年報：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強：我先從社會分層的角度，分析一下地位較低階層如何才能實現上升流動。歷史經驗證明，階級、階層地位的變遷，是難以靠別的社會階層的幫助實現的。幫助農民階級改變地位，毛澤東的實驗進行得最為氣勢磅礴，但是，60多年過去了，今天看來，我國農民的經濟收入還是低的。“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的實驗，也均告失敗。我認為，新中國成立多年的經驗教訓、進而上溯清帝遜位以來的百年歷史，證明了社會地位的變化是漸進的過程，采取驟然變化、超常規改變的方式，社會地位結構短時間變了，長時間又復原了。而在社會按照常規運作的情況下，也就是對于法治、法規大體認同的條件下，社會地位的變化，是社會各階層在制度體系內博弈的結果。今日中國，參與博弈的因素有：市場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權力的作用、金錢的作用、單位的作用、關系的作用、平民的抗爭（如信訪等），以及包括網絡呼聲在內的輿論作用等等。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