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杭州10月16日電（記者章苒）每天往來這里的商人超過有的北歐國家一天的入境游客，但是在所謂的“審批權限下放”之前，這里的地方政府甚至沒有資格為居住當地的一萬多名外籍人士辦理健康證明。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中國義烏，雖然每天有20萬往來客商，產生1億多成交額，但是作為中國經濟引擎核心區的經濟強縣，行政效率低下仍使其苦惱不已。
這種現象近年來有所改變，以義烏為首的經濟強縣在與上級政府的權力博弈中，爭取到越來越多的行政權限。直到最近，浙江省出臺了全國第一部相關立法，正式將433項行政權限授予省內所有縣級政府，“口頭”上的權力下放第一次有了法律依據。
“因為義烏是個縣，所以此前按規矩很多事情他沒有資格做。”義烏市人事局官員說，“比如沒有設立公務員考試考場的資格，義烏人考公務員就要跑到半小時車程以外的上一級市；沒有海關，集裝箱只能繞道出關。”
“饅頭比蒸籠大。”在中國最富裕的長三角地區，當地官員這樣形容許多縣級城市普遍存在的行政效率與經濟發展速度的“不匹配”。
“縣里聽市里的，市里聽省里的，省里聽中央的——這是中國傳統的權力支配路徑。”在浙江經商近十年的中東商人賈爾瓦里說，“消耗時間和金錢的層層上報和層層審批在中國司空見慣。”
不過，最近賈爾瓦里已經見證了這種“傳統”的改變。賈爾瓦里和朋友最近投資的頭飾工廠，環境評估等手續都可以就地辦理。“各種手續加起來，至少為我節省了一個月的時間。”賈爾瓦里說。
義烏市的測算顯示，“權力下放”以后，各種投資項目辦理時間平均減少4－5個工作日。
浙江的行動引起了中國其他地方城市的羨慕和效仿，因為顯而易見，擴權帶來的經濟發展空間是巨大的。“這個道理就如同當年深圳受益于特區政策。”浙江省委黨校教授吳錦良說，“誰先擴權，誰就有了經濟發展的先發優勢。”
“地價飛漲，勞動力短缺，融資困難。”原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說，“傳統的優勢正在消失，這些城市需要新的經濟啟動引擎。”
權力的下放的動力來自于經濟發展的推動，但并不是沒有阻力。中國有的省份強縣擴權就遇到了“梗阻”。“財權難以上收，事權又不愿下放。”吳錦良說，“這種梗阻是地方利益之爭的必然結果。”
據浙江省測算，433項權限下放，每年為每個縣老百姓節約費用可達1000萬元左右。由于行政權限涉及行政事業收費，將權力拱手相讓的地方政府，每年因此減少的財政收入大約在4000萬元左右。
“一旦把這443項權限不是視作權力，而是政府必須提供的服務，權力的下放也就順理成章了。”吳錦良說。
“當前正在實施的擴權強縣，只是新一輪擴權改革的開始，還不是全部。”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在省委全體會議上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