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壇的聒噪程度絕對屬于高分貝群體，但要論它解決問題的能力卻似無可恭維。臺灣民主變成了一個高速空轉的漩渦，環顧政壇，每天都充斥著以發泄情緒為目的的叫罵和指控。李慶華連珠炮般的挑激言詞，聽在一般人耳中也會覺得難以忍受；而邱議瑩的巴掌，亦把自己推到失態又失控的情境。兩個人的粗魯爭執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卻帶給社會更多的煩躁與不屑。
臺灣《聯合報》今天的社論對此指出，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出在“嗆聲文化”的喧賓奪主上。遺憾的是，這種嗆聲式的手法近年已成為臺灣問政的基本模式。“立法院”里的質詢多半不在爭辯政策是非，而以羞辱公職人員、制造糾紛為能事。也因此，賴幸媛才會三赴“立法院”卻上不了臺。再看“雙英會”的問題，朝野都聲稱邀請對方晤談，卻又故意公開說一些刺耳的話，結果當然是誰也不想踏進對方的場子。由此看，所謂活力充沛的臺灣政壇，其實不僅是野性未馴，也是自信心漸失，以致不知如何朝深化民主的方向推進。
“嗆聲”作為“異議”的一種表達形式，對普羅大眾而言原具有“政治除魅”的意義，但當“嗆聲文化”以沛然莫之能御的姿態喧賓奪主，取代了異議政治及反對政治，遂使民主政治中一些比較嚴肅的價值和一些確有必要的辯論也隨之消失不見了。一個異議者提出論點時通常會說：“我反對這種作法，理由是……。”“我認為，采取xx方式會比較好。”但嗆聲者只要喊：“去你的！”“賣臺！”“不愛臺灣！”“下臺！”“走狗！”等等，請問：哪一種方式更有助于思辨？
更糟糕的是，嗆聲原不失為庶民對政治不滿的直覺表達，現在卻反過來成為以政治為職業的人物利用來作秀的手法，把殿堂上的政策議論變成市井中的即興呼喝。如此一來，辯論過程不僅變得淺薄化，也因為夾雜強烈情緒而變得非理性化了。最明顯的例子是，近年臺灣始終在所謂的“主權”議題上打轉，對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反而粗率以對，就連陳水扁家弊案也無法平心討論。近年臺灣整體水平下降、經濟不振、官箴敗壞，這不是淺薄的嗆聲政治之害嗎？
諷刺的是，嗆聲文化的大流行，包括“嗆”字成為臺灣的常用詞匯，其實是2000年以后的事。亦即臺灣已完成政黨輪替，政治人物反而開始大肆歌頌“嗆聲文化”，這正是異議精神劣質化及空洞化的開始。威權統治年代，異議人士猶能建構強大的論述去抗議領導人及爭取支持者。相形之下，今天臺灣的在野黨只要信口謾罵，就自以為盡到反對黨言責，這難道不是對民主政治的輕��？
的確，臺灣的民主政治近年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瓶頸，而把嗆聲文化帶進政治的民進黨如今也遇到了它發展上的撞墻期；這正是我們重新思考民主異議的時機。2001年的一個事件，也許有助于我們厘清一些思緒。
那年，民進黨推出一個征求“嗆聲新世代”的廣告，畫面中將希特勒和卡斯特羅、李登輝、肯尼迪并列為勇于嗆聲的時代英雄，結果引起德國和以色列等國的抗議。這反映了其兩個思維盲點：第一，身為“執政黨”，卻鼓勵新世代向在野黨嗆聲，這完全是煽惑民粹的操作，也有違民主政治在野監督在朝之精神；第二，將希特勒和肯尼迪并列，顯示其歷史認知的淺薄以及對民主價值缺乏真正的理想。
社論最后指出，的確，目前臺灣民主的困境不在反對的語言不夠豐富，也不在批評的情緒不夠辛辣，而在彼此失去了溝通的能力和對話的善意。民主需要比嗆聲更深刻的語言和思路來激蕩思辨，粗暴的嗆聲文化只會讓臺灣政治在騷動中日漸淺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