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乃是臺灣“新聞局”的中職等公務員，他過去長期以來也以到處發表評論及報道文章而頗有知名度，他對張學良問題的研究即頗深入，但也正因外務繁多，他的公務員本職遂有所偏廢，多年后還是中低階的九職等。直到政權再輪替，他才快速擢升為臺灣駐加拿大多倫多新聞組長。近來，面對臺灣意識抬頭感到不安 郭冠英選擇在互聯網采用筆名表達不滿。
而所謂的“郭冠英案”，乃是民進黨“立委”經由網民檢舉，發現郭冠英先后疑似以“范蘭欽”、“辛文菊”、“趙天楫”等化名，在港臺媒體，甚至博客上發表文章。在這些文章里，他顯然是以中國意識為主，因而遂對“臺灣意識”加以批判，包括稱“臺灣不是國家”，而是“鬼島”，又稱臺灣人是“臺巴子”等。民進黨“立委”一將此案提出，立即在臺灣鬧出軒然大波。
政論家南方朔近日在香港媒體撰文說，任何社會都會將人群據種族、膚色、宗教、出生地、階級、職業等而做出區隔。而有區隔，自然就會有歧視，如果它們彼此的矛盾愈大，這種區隔與歧視就會更嚴重，甚至惡化成相互間的厭憎，甚至仇視。他還指出，臺灣族群沒有種族之別 卻有“準種族”的強度。
文章說，在臺灣，表面看來似乎平靜無事，但人群之間的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之間的所謂“族群矛盾”卻始終長期而頑強的存在著。臺灣的“統獨”、藍綠、北南這種基本的矛盾，都是“外省——閩南”基本矛盾的延長，也有人將它稱為“外省——本省”的矛盾。
文章指出，而這種矛盾的形成，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1949年國民黨政權退抵臺灣，龐大的黨政軍公教都到了臺灣，差不多的位子都被占據，所謂的臺灣人當然受到擠壓，這也是“國民黨——外省人——外來政權”這種等號關系的起源。由于“外省人”有著政治權力為憑借，而且多半集中在北部都會區，自然也有極大的文化權力和優越感。這些客觀條件的存在，乃是民進黨以省籍訴求為口號，得以快速成長的原因。所謂的“二二八”、“白色恐怖”，只不過是省籍矛盾中特別突出的事例，因而被當做主要的象征工具而已。
因此，南方朔指出，臺灣的族群并沒有種族、膚色這種本質性的差別，但因過去的歷史原因，它卻有著“準種族”那樣的強度：
當民進黨在野時，它就以被迫害的臺灣人、外來政權、愛臺等做為訴求；當它執政，則大小官員幾乎泰半皆由所謂的臺灣人出任。由于族群平等這種價值在臺灣相當普遍，因而縱使民進黨的普通頭面人物，也不太敢于公開發表族群挑釁的言論，大家只是玩著影射式的族群游戲，例如陳水扁宣稱“中民眾欺侮臺灣人‘總統’”，即是省籍影射。但在民進黨的非頭面人物或激烈支持者里，詈罵外省人為“中國豬”之類的惡性言辭，倒也并不鮮見。
文章說，而國民黨方面，由于它的核心群眾多半為“外省人”，因而長期以來“外省人”都在國民黨政權內扮演著主要角色，“外省人”同時也擁有極大的文化權力，而這種情況，在過去8年民進黨執政時，“外省人”自然也多出了一份失落感，而這種失落感，后來終于能在反“臺獨”和反貪腐這些題目上找到了寄托，因而“反臺灣人”這部分遂被掩蓋。一般的有識者，由于深知族群敵對容易受到譴責，也都不敢和不會隨便去碰觸，這也就是說，盡管兩邊都有著各自的省籍情結，但多少都還能知所節制，不敢公開挑起。
文章指出，不過，上星期發生的所謂“郭冠英案”，終于讓人們體會到，省籍問題在臺灣看似平靜，其實卻仍然暗潮洶涌。
有關“郭冠英案”，自從被引爆后，臺當局“新聞局”已急召他返臺說明。“新聞局”的人事評議會認為他的說明不清，因而將其調為非主管職位，全案則送交臺當局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做進一步調查。對于這種處置，民進黨當然不滿意。此案最后究竟將如何了結，仍值得注意。不過由“郭冠英案”，人們至少已能肯定一點，那就是在臺灣，至少已有一些或相當數量的“外省人”，面對臺灣意識的抬頭，已愈來愈不安，他們遂借著網絡的匿名化或用筆名來表達不滿。
南方朔認為，激進的“獨”派人士以及充滿不安全感的某些中低層“外省人”，他們的省籍情結也持續在發酵中。郭冠英案不會因為處理了郭冠英即告了結，它的發酵會在以后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