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新書名為《如何與中國打交道》。這個書名透露出至少兩個信息：一，中國是個值得重視的國家。二，美國還沒有找到與其交往之道。

　　總結起來，這本書的兩個關鍵信息就是“中國既讓人擔憂，又同樣讓人敬畏”。

　　理性之舉，美國的對華政策應是國家間的正常之道，而不是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然而，美國在亞洲近幾周上演的一連串外交和安全攻勢證明，后者占據了上風。

　　美日防衛指針的修訂升級了它們的防衛同盟，這使得日本可以隨后肆無忌憚地在南海與越南和菲律賓舉行海上聯合軍演。

　　國務卿克里訪華之際，五角大樓透露正在考慮在南海爭議地區以海上巡邏和偵察飛機形式采取有限軍事行動，以強化它對中方行動的反對。

　　美國眾議院剛剛通過的2016國防預算案，包括邀請臺灣地區參與環太平洋軍演的修正案……

　　保爾森的描述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美國的政客的想法：中國越來越好勝，不僅在全球市場上，還在與鄰國激烈的領土爭端中展示自己新長出的“肌肉”，不斷謀求挑戰美國主導的亞洲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體系的某些部分。

　　事實上，這種威脅源自美國的臆想，源自其對世界領導地位的狹隘理解。美國人看這個世界，都是無窮無盡的威脅：俄羅斯對美國懷著不共戴天的敵意；伊朗對盟友造成威脅；拉美的領導人反美；恐怖分子正占領地盤并發動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

　　昔日盟友紛紛加入亞投行的舉動刺激著美國讓這種臆想發展為一種病態。大力宣傳一個危機四伏、敵人遍地的世界給人帶來的是一種“安全神經焦慮癥”。

　　《紐約客》3月份發表了一篇文章，稱對美國權勢和影響力的真正威脅來自美國自身。具體地講，是來自其日益運轉不良的政治制度。政治癱瘓和政治演戲變成制度化并逐漸擴展，最后會掏空一個國家的活力。

　　其他國家與美國經濟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還會受到更加巨大的挑戰。但以任何一種標準衡量，美國仍然是老大。不過，為了維持這個地位，運用喬治·凱南的遏制理論此時并不合時宜。

　　美國要保持其領導地位，其主要責任和貢獻不應是做首席空想家，而應是做最有影響力的現實主義者。必須用其獨特地位，推動各國在多極經濟秩序下合作。前提是它需要認識到：一，新世界秩序中的國家不再相信開發行動必須傳播西方政治和經濟價值觀。二，它必須相應拓寬對世界領導地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