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不僅在國內宣揚錯誤的歷史觀，而且還非常善于通過所謂對歷史的“考證”誤導別國。例如，關于中國古代典籍里所記載的夷洲究竟是指哪里的問題有進行再考證的必要。目前國內的教材、資料和文件等都采納了夷洲是專指臺灣的觀點。

　　夷洲在中國古代是個籠統的稱呼，通常指東方海上距離較遠、情況不詳的島嶼。而臺灣離大陸很近，面積較大，即使在三國、魏晉時期也是很容易發現和到達的，不應屬情況不詳之列。但是誰考證出夷洲是專指臺灣呢？令人吃驚的是這一觀點竟來自于一向鼓動“臺獨”的日本學者。更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些觀點出籠的時間，在日本侵占臺灣的1895年以后。長期以來，人們在引用這些觀點時，往往很少思考這些觀點是如何出現的？這些廣泛傳播的學術觀點背后到底有哪些論據“支撐”？日本人的原始論據來自哪里？他們又是如何解釋和使用這些原始論據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最瘋狂的時期。現在看來，日本學者拋出這個觀點有深刻的政治戰略考慮在里面，正符合了其“欲先滅其國，必先滅其史”的一貫做法。將夷洲的范圍縮小為單指臺灣，在當時的背景下至少包含兩個目的：

　　一、日本于1870年代剛占據琉球群島，琉球地位未定，急需從歷史上割裂中國古代與琉球群島的長期密切關系，為當時侵占和滅亡琉球做文化上的準備。二、通過“認定”夷洲是臺灣，可以渲染臺灣島離中國大陸很遠，很難到達的假象，進而制造出中國古代對臺灣鞭長莫及，幾乎沒有實施過有效統治的印象，就更不用說距離遠上多倍的琉球群島了。

　　日本殖民臺灣后，派遣了相當多的學者、文化人員，一方面搜集掌握當地人文、環境、地理、氣候、風俗等資料，為加強殖民統治做準備;一方面為割裂、歪曲中國古代與琉球、臺灣的關系，為日本霸占兩地編造歷史和文化“依據”。尤其是后來所謂“臺獨”理論關于國家、民族、有效統治的定義、范圍、認同等依據與日本的文化侵略有深刻關系。當年日本學者編寫了《臺灣文化志》，在該書中引用了中國古代典籍，“認定”夷洲只是指臺灣。這一結論影響廣泛。

　　我們使用一些似乎“已成定論”的考據時，要特別注意是誰提出這些“證據”，考證過程是怎樣的。歷史的看問題的要害就在這里。(作者是國防大學副研究館員 曹子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