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考消息5月23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6日文章】題：當代民主出現了什么問題？(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民主危機內含深刻問題

　　在討論當代民主危機時，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兩個很有意義的問題。第一個是針對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會所面臨的民主危機，到底是因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還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個問題是針對非西方國家民主的，即在發展中國家，民主的倒退并且轉向權威主義，到底是因為這些社會希望權威主義的統治，還是這些社會的民眾對現存“半民主“狀況的不滿？

　　這兩個問題對人們分析當代民主問題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導人們提出更為深刻的問題。

　　第一，民主發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并不是說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個東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現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從西方擴散到非西方的，至少西方和非西方民主處于不同的階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視為自由民主，但這種民主不是從來就是這樣的。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歷史性，傳統的民主制度和現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很不相同。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階段性特征，民主也必須是變化的。

　　第三，在發展中國家，民主經常出現“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權威主義體系。也就是說，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現出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是民主形式出現了問題？還是那里的社會出現了問題？

　　第四，發展中社會民主的倒退，或許是因為人民對民主的不作為感到不滿意，或者是對現存的“半民主”狀態不滿意。很多人對民主現狀不滿意，希望現在的“半民主”狀態演變成為西方式的“全民主”狀態。不過，這里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為什么發展中社會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為什么“半民主”狀態很難轉型到“全民主”狀態？這種轉型的困難到底是因為制度設計、政治精英等人為的因素，還是有其他的客觀因素？

　　 民主具有不同發展階段

　　首先民主是具有歷史性的。人們把西方民主稱為自由民主模式，但這一民主模式產生的時間并不很長。現在，很多西方學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統稱為“非自由民主”、“競爭性權威主義”和“模仿民主”等等。但歷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選權——也只有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實現。

　　不難看到，大眾民主的實現是有復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前提條件的。首先是經濟的。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僅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口卷入國家的經濟活動，而且也使得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轉換。從政治上說，在歐洲，早期平民進入政治過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戰爭，政府動員平民為國家而戰，相應也要賦予他們參與政治的權利。從社會上說，大眾民主離不開大眾教育。政治參與并非簡單的投票行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對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選擇。要做理性選擇，對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關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體現在這里。簡單地從社會結構來說，中產階級是大眾民主的支柱。實際上，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產階級身上，例如有產、對社會的貢獻、教育、理性、獨立、寬容等等。

　　所以說穿了，民主就是精英與平民之間的一種互動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質量都非常重要。同樣重要的是這兩者之間互動的平臺，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構。

　　說西方當代民主出現了問題，就要從精英和平民的互動及其互動的平臺去找。在精英層面，大眾民主所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價值化。傳統民主可以理解為精英之間的互動。精英之間的共識至為重要，他們對民主具有共同的認同、具有相當一致的道德價值、遵守共同的規則。他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傳統民主中能夠參與政治的是少數，選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但在大眾民主時代，精英政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選票成為大眾民主唯一的衡量標準。誰是精英取決于誰得到的選票最多。選票就是權力。在一切為了選票的情況下，民粹主義變得不可避免。

　　在精英政治層面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社會的質量也發生了變化。民主表明政治參與，市民社會扮演關鍵角色，市民社會的質量決定了民主的質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市民社會具有良好的經濟條件、受過良好的教育、為社會的道德載體、對公共事務熱心，這些特質決定了市民社會不會被政治精英盲目動員，而實現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