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變與不變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步伐加快，加之日本和幾個地區國家不斷鬧騰，中國外交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形勢決定任務，任務決定政策。任何國家的外交戰略（政策）都離不開它的社會屬性和基本價值觀。中國當然也不例外。目前，國內外學者都很關心和重視中國的外交戰略，說什么的都有。比如“韜光養晦”戰略已經過時，現在“應該大有作為”；應該重新考慮是否仍要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需要重新評估“不結盟”政策的利弊，啟動“準結盟”或“半結盟”政策；中國外交“缺乏風骨”，“大國應該有大外交”等等。作為一己之見，筆者想就上述問題與有關專家進行探討。

　　“韜光養晦”是否已過時？

　　就經典意義上的“韜光養晦”來說，它是弱勢群體或個人圖謀霸業和最終擊敗敵人的“策略”，或曰“權宜之計”。在這方面，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例子最為成功。但小平同志提出“韜光養晦”的時代背景和中國的社會屬性已大不相同。外交部一直把它翻譯為 “to play lowprofile”（低調處理），意思是說，要謙虛謹慎，不要鋒芒畢露。而且，小平同志講這番話時，緊接著還特別提到要“永不稱霸”和應該“有所作為”。因此，絕不是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小平同志之所以告誡要“韜光養晦”，是因為中國太弱；現在中國的GDP已是“世界老二”了，豈能墨守成規，中國應該在世界上“大有作為”，該教訓人家的時候，就應該去“教訓”。這是很大的誤解。

　　“韜光養晦”是現代中國的長期戰略方針，是中國社會屬性決定的，也是中國構建“和諧世界”和“不稱霸”，以及“和而不同”與“平等伙伴關系”等一系列價值觀決定的，并非是一種策略。它同“有所作為”是辯證的統一。過分拘泥于“韜光養晦”，容易導致“無所作為”；過分強調要“大有作為”，甚至咄咄逼人，就可能影響乃至破壞中國外交大局。比較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增強韜光養晦意識，積極有所作為”。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特別是自己的周邊，應該也必須“積極有所作為”。但必須謹記三點：一是要“審時度勢”，充分評估可能性與可行性；二是要不忘“總體戰略”，以及時代的訴求；三是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運用，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所謂“上兵伐謀”。不斷嚷嚷要“大有作為”，盛氣凌人，動不動就想“教訓”人家，顯然是不可取的。

　　拿現在亞太地區形勢來說，美國正在加快戰略重心東移步伐；日本也“不甘心做老三”，企圖“借力”美國；菲律賓和越南也跟著鬧騰和造勢。顯然，它們就是想刺激和遏制中國，挑動對抗。面對這種形勢，有人主張“對著干”，教訓一下某某國家。如果那樣，可能正中奸計。但中國讓它們“失望”了。中國高度警惕和應對，“穩坐釣魚臺”，一方面著力提高軍事實力，以防萬一，同時強調要顧全和平與發展大局，采取“以柔克剛”和“釜底抽薪”的方針。這并非示弱，而是新形勢下的“綿里藏針”。有關方面都十分明白，中國主張構建“和諧周邊”，但有其不可侵犯的“紅線”，必要時會“先禮后兵”。美國現在是在虛張聲勢，后顧之憂多著呢。日本等幾個國家最多不過是挾洋自重。它們可以把太平洋的水攪渾，但掀不起大浪，成不了氣候。

　　“不干涉內政”還要不要？

　　“不干涉內政”是《聯合國憲章》核心原則之一，也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一大要素。它是弱小國家保護獨立和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有力武器。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和維護這一原則。有人說，過去我們國弱民窮，怕別人干涉內政；現在強大了，還怕什么？該干涉時就要干涉，不必前怕狼后怕虎。這種想法不僅有違《聯合國憲章》精神，不符合我國的社會屬性要求的行為準則，也容易把中國置于強權政治國家的行列，并為敵對勢力利用。

　　幾年前，當美國媒體放出試探氣球宣傳“中美共治”（G2）時，據報道，我國有個別所謂權威人士私下說，可以考慮和嘗試。當時一些發展中國家反應十分強烈，說中國過去同它們站在一起，現在要與美國一起來“共治”它們了。所謂“共治”的“治”，實際上就含有“干涉內政”的意味。中國政府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冷戰結束后，美國圖謀建立 “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強力推行它價值觀旗號下“保護的責任”，宣傳“不干涉內政原則過時論”，提出“人權高于主權”，主張所謂“人道主義干預”，實行“新干涉主義”。上世紀末，美國和北約發動的科索沃戰爭就是典型的例子。新世紀頭十年，它在中亞等不少地方搞的“顏色革命”也是例證（雖然很少成功）。利比亞戰爭也很有代表性，名曰“保護平民”，“反對濫殺無辜”，實際上它們在利比亞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現在，美國又想在敘利亞故伎重演。它們打著“保護平民”的旗號，企圖再次推行“新干涉主義”和“政權更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使用否決權，在安理會對涉及干涉內政的決議投反對票，是中國維護《聯合國憲章》原則的表現，這也是中國在新形勢下的“積極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