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遭遇“泰式尷尬”

　　2010年5月19日，泰國遭遇“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軍方出動裝甲車驅散示威人群，紅衫軍領導人隨即宣布自首。泰國這場曠日持久的示威行動終于在付出血的代價后宣告結束。示威共造成至少75人死亡，1800人受傷，示威還對泰國的經濟造成嚴重沖擊，泰國旅游業損失慘重，股市大跌，全國經濟面臨衰退危險。

　　泰國曾標榜是一個政變都不流血的國家，然而卻多次因民主而流血，這到底是民主制度的缺陷，還是因泰國引進“西式民主”而遭致其“水土不服”？

　　泰國的政治體制是受西方政治思想長期影響的結果。1932年之前的泰國是個典型的君主制國家。1932年，一批從西方歸來，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響的青年軍官發動了一場兵不血刃的政變，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從此改變了泰國的命運。然而由于缺乏民主傳統和土壤，泰國的民主進程一直步履維艱。軍方作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在國內擁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無論是爭取執政機會的在野黨，還是在普選基礎上建立的民選政府，都要取得軍隊的信任和支持。泰國自1932年實行君主立憲制以來，先后上演了20次軍事政變，這些政變書寫了最具泰國特色的近代史。雖然歷經70多年漫長甚至是血腥的民主化建設，泰國軍事政變越來越不得人心，軍人也會在政變后承諾盡快還政于民，然而2006年的軍事政變還是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開啟了泰國長達四年的局勢動蕩期，全國范圍內的對峙一觸即發，這是當初發動政變的頌提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的。

　　黃衫軍和紅衫軍輪番上演街頭抗爭，表面上反映的是泰國兩大政治力量和社會階層的激烈對抗，實則反映的卻是西方民主實踐在泰國的尷尬和無奈。曾幾何時，西方國家一廂情愿地認為西方民主能夠讓一些經濟落后，制度封閉的國家走上繁榮富強之路，往往事與愿違。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通過精心研究發現，許多亞非拉國家之所以頻繁發動軍事政變，是因為“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卷入政治，而同時政治體制的發展卻又步伐緩慢所造成的”。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先生也認為，民主的產生是有歷史條件的。由于發展水平、宗教信仰、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的差異，許多發展中國家引進所謂的“西式民主”，常常會出現“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而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

　　縱觀歷史，放眼全球，我們不難發現，有些國家迫于西方政治經濟壓力，在與國情不符的情況下仿效西方建立民主制度，結果不僅犯了“削足適履”的錯誤，而且往往會引發國內政局長期動蕩。20世紀90年代初，部分非洲國家在西方國家“對非經濟援助與民主化掛鉤”政策的壓力下，紛紛實行多黨制。一時間，這些國家政黨林立，部族紛爭，黨派內訌、種族沖突使國家陷入了無休止的動亂和戰爭之中。還有一些轉型國家，如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雖然自愿嘗試“西方民主”，但仍處于新舊轉軌期，舊體制慣性強大，新體制力量薄弱，致使國內局勢時有動蕩。

　　鄭永年先生曾說過，不好的民主就是最壞的制度。雖然西方長達幾個世紀的發展驗證了其民主制度在西方的合法性，但西方民主國家也常常受到其民主制度的打擊和困惑，因此，更不能證明“西式民主”在非西方的“國情土壤”中能夠茁壯成長，所向披靡。檢驗一種制度是否合乎國情，是否有效的標準只有一條，這就是能否促進這個國家的和平、發展、繁榮與穩定。（上文由《當代世界》雜志社授權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