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選拔，德性先于才干

　　《人民日報》連日來頭版刊發“換屆之際說政德”系列評論，文章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去年底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提出的“四大問題”、“四大意識”、“四大考驗”、“四大危險”展開，體現了中央對政德的高度重視。　

　　將德作為選官、考官的重要標尺，中國自古有之。而最近數十年來，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共興共榮的社會場景與紛繁多樣的觀點相繼出現，與之相伴的是標準的多元。身處不同社會位置，性格迥異、專長突出的人能夠受到重用，共同成為今日繁榮的創造者。　

　　一段時間里，官員標準的開放包容某種程度上體現于“能力至上”，能干事就行。相對而言，“德”這個衡量官員的重要因素淪為“邊緣”乃至退隱。官員任用之外，社會也同樣存在對“德”的不夠重視。這些認識上的欠缺近年來有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反饋，無論是案件曝光的部分官員生活腐化墮落，還是一起起廣受關注的指標性公共事件呈現的社會道德沉墜，都將問題引回到“德”的端點。　

　　十七屆四中全會確立“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既是重申官德標準，實際上也是對前一階段人才標準的調整。　

　　官德標準并不是中國政治生態下的特殊產物，應當說，在任何一個政治文明的社會，對官員為政道德乃至私人生活道德都有著相當高的要求。　

　　在許多國家，官員的任何背德行為都可能影響到民眾的信任對其個人以至政府的信任，這也是由官員形象與政府形象之間的必然聯系決定的。于是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國外一些官員因個人生活上的原因最終不得不下臺。　

　　從對官員的外在要求來看，官員理應發揮社會示范作用。然而，就目前暴露出的典型或非典型問題而言，官員非但沒有起到正面示范作用，反倒一再作出惡性示范。雷人話語屢遭公眾抨擊又層出不窮，動手打人也不是新鮮事，更有勝者將“拳腳相向”延續到官場內部，出入娛樂場所，以個人嗜好、利益為導向的濫用權力，這些行為有腐化的開端，也有腐化的結果。　

　　以德為標準，更好地防止了那些道德敗壞、素質低下的人向更高的層級流動，但這只看到了任用層面的問題。事實上，有些官員任用之初并不存在德行問題，但在在任和升遷的過程中，外界條件和個人心智的變化，都可能完成一個人從“有德”到“無德”的轉變。對這種情況，很多時候是以黨內監督來實現。姑且不論黨內監督會不會受制于權力自我裁判的局限，僅就如何擬定一個統一的“德”的標準，怎么將“德”的標準細化到能夠相互督促又不過度越界來看，黨內監督是很有限度的。事實上，監督的實現最終在于一個更為開放的平臺，公眾輿論的廣泛參與。　

　　客觀地說，從以德任官到公眾監督“守德”需要制度建設等多層面的跨越，但政治文明的跨越也正在于像對待“以官德帶動民德”這種自上而下的官員示范路徑一樣，視民眾督德為理所當然。（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