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第一批4個指導性案例，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例各2個。這是貫徹落實案例指導制度要求，深入推進司法改革創新的重要舉措。指導性案例所確定的裁判要點，對人民法院審理類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導效力，法官在審判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并可以作為裁判文書的說理依據加以引用。（12月21日《人民日報》）

　　案例指導一是統一對某些問題的理解，二是對自由裁量權作必要的規范。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是合理的，但是自由裁量權過大，弊端也很大。首先，因為對法規的理解不同，導致不少“同案不同判”的問題。由此產生的法律不確定性，會引發司法信任危機。比如，云南的李昌奎奸殺案，云南高院二審改判死緩，引發的爭議不僅在公眾輿論與法院之間，司法界內部也有爭議，而云南高院再審改判死刑，表面看是一種對錯判的糾正，實際上該院很多法官并不服氣，迫于輿論壓力的成分是顯而易見的。不管是“公說公理、婆說婆理”，還是法院確存在適用法律不當，在法律認識的問題上，終究留下了一個不小的結，這對于法制的公正與公信是不利的。如類似案件存在指導性案例，“李昌奎案”的情況或可以避免。

　　最近鄂爾多斯中院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判處一農民2151萬元罰款，也引發強烈爭議。法院認定實際售價、統計假冒商品數量的口徑，網友與學者均有質疑。更有評論指出，這又是司法選擇性重判。福建紫金礦業污染事故造成嚴重生態問題，大面積水污染、大量魚類死亡，才罰九百多萬；康菲石油在渤海灣漏油事件搞得驚天動地，目前也只罰了20萬，是否賠償漁民的問題，至今不予立案。可是面對平民百姓，“法律的嚴肅性”總能充分體現，比如河南“天價過路費案”，雖說在輿論的壓力下作出糾正，但是司法公信的損失卻已是既成事實。這些情況發出的警示則是，法院與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應有一些規范的指導性標準。

　　其次，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很容易導致司法權力尋租。那么，在消除司法腐敗問題任重道遠的語境下，以指導性案例節制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具有制度性防腐的意義。

　　案例指導制度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它是司法上的一個進步，看得見的進步，不但使司法審判的依據更加規范化，而且利于社會各界對司法權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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