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海超希望有人收留他六歲女兒說開去

　　昨天，《錢江晚報》A10版報道說，三年前“開胸驗肺”的農民工、塵肺病患者張海超希望有人能收留他六歲的女兒，“能在我離開以后，善待我的女兒。” 張海超對記者說，3年前和他一樣患塵肺的工友都已經陸續離世，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不知道還有多長時間。“我父親一只眼睛幾乎瞎掉，母親膽囊切除手術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現在生活能自理也已經是極限了。”今年6月張海超的妻子跟他離了婚。貧病交加的張海超，家庭解體已成定局。

　　讀了報道，想起一個詞：“人口紅利”。按照一般解釋，“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通俗點說，就是不但勞動人口多，而且勞動力比較廉價，因此商品成本相對就低，這是服裝等低端“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上有價格優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口紅利”基本上是由張海超這樣的億萬農民工所提供的，他們不但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還提供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但是他們所獲得的收入跟自己的付出卻往往不成正比。在來日無多的時刻，張海超六歲女兒的未來還沒有著落。如果對張海超的那些因塵肺病已經離世的工友家庭做一番采訪，我們還能聽到更多的悲慘故事。換句話說，提供了“人口紅利”的張海超們，就是“紅利人口”。利潤背后是成本，張海超們就是經濟發展的“低成本”，連做一個職業病鑒定都那么艱難。這就是他們的人生。

　　有“紅利人口”，就有“獲利人口”，即享受紅利的人口。凡是物質生活比以前好的人口，都是“獲利人口”，他們中獲利最多的有多少，沒有多少人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像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即“楊表哥”，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番禺分局政委，即擁有22套住房的“房叔”蔡彬，都是攫取紅利較多的人群。他們所享受的“人口紅利”，也許就是張海超們這些“紅利人口”所創造的，只是，經過一系列變現過程，即生命變為勞動，勞動變為利潤（數字），利潤又變為個人存折上的數字，又轉換成豪宅寶馬美色，數字背后的血腥味已經被過濾得干干凈凈了。城市里的人們，在繁華的商場里購物，在風景優美、設施完善的公園漫步時，不會想到，自己所享受的現代化的環境，是那些不知現代化為何物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人用他們暗淡無望的人生換來的。

　　也有一些農民工，有幸進入一個較好的、較為人道的打工環境，獲得了向上發展的機會，有的當上了企業干部，有的當上了人大代表，進入了精英階層、主流社會，有幸免于張海超式的命運。但是，這類人的絕對數很低，在整個農民工群體中所占比例也極低，不能代表整個農民工群體的命運，對改變這個群體的命運意義不大。

　　如果最后有人收留了張海超的幼女，并為她提供受教育的機會，那么，張家總算還留下一顆根苗，張海超還能帶著些許安慰告別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