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子女從醫”拷問醫患現實

　　11月29日,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生康紅千被病人手持利斧砍死。對此,康紅千醫生的同事韓寶杰告訴記者,事發后,他與幾位同事一邊料理康醫生的后事,一邊決定,不讓子女從醫。(12月3日《中國青年報》)

　　“不讓子女從醫”是一種心聲,更是得到教訓之后的反思。但是,這真能解決問題嗎?如果僅僅是讓自己的子女避免成為受害者,醫患相不信任和相互傷害的狀態就不可能得到改變,到最后,很可能只是悲劇的主角發生了變化而已。這是我們想看到的嗎?

　　“一個醫護人員能救千百個病人,而這千百個病人中有一人不滿就可能傷害眾多醫護人員,長此以往,誰還肯送子學醫?”醫務工作者的心情和困惑可以理解,但在筆者看來,“不讓子女從醫”不僅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而且有鴕鳥策略的嫌疑。在社會越來越多元化、自主選擇權越來越大的當下,不僅父母無法完全操控子女的命運,恐怕就連社會也無法完全限制公民個體的選擇吧?

　　事實上,“不讓子女從醫”的論調,并非第一次出現。衛生部調查顯示,有78.01%的醫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學醫、從醫。而廣東省的一項調查顯示,90.7%的醫護人員認為“醫療行業工作風險大、壓力大”,這是被調查者不建議自己子女從事該行業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醫療行業的風險與報酬不匹配”(75.2%)、“醫患關系緊張、甚至威脅人身安全”(71%)和“醫療行業前景黯淡”(35.1%)等。也就是說,本則新聞中的“不讓子女從醫”的選擇,很可能是極端事件讓醫護人員情緒的再次爆發。

　　反過來可以說,醫患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不能不救治的時候了。不過,僅僅把原因歸結為患者的非理性,顯然難以讓人接受。就筆者的觀點,要想避免醫患相互傷害,當前最為緊要的,是消除醫患雙方的非制度化生存狀態。

　　面對頻繁上演的傷醫、殺醫悲劇,其實政府、醫生、病人以及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當深刻反思。醫患矛盾惡化到如今的地步,我們既是受害者,往往又都是參與者。回首30年前,沒有多少醫生說自己太辛苦、收入太低,也沒有多少病人抱怨看病難、醫生沒醫德,醫生不用解釋拿沒拿回扣,病人對醫生滿懷信任和感激。

　　這種醫患的和諧,取決于相互信任,更取決于制度的支持,但反觀當下,醫患雙方非制度化生存成為現實。所謂非制度化生存,一般認為是指在遭遇某種需要解決的問題或情況的時候,不是依據明確而穩定的制度安排來解決,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體博弈。歸結到一點就是,患者和醫生都不相信制度是可以依賴和有效執行的,由此也就拋棄了正常的規則和法治解決渠道。

　　就筆者的看法,要修復信任關系,只有重建制度化的信任和互動,才能達到目的。道理很簡單,真正能夠推動促進醫患相互信任的制度建設,只有一個選擇,讓患者和醫生都相信制度是由值得信賴的人制定與執行。由于醫療服務的特殊性,醫患間產生某些難以預見的矛盾和糾紛在所難免,但只要醫患雙方都有正確的認識與態度,是完全可以和諧相處的。患者不會一遇到問題馬上站到醫生的對立面,不理解、不信服醫生的工作,醫生也不會一味地把問題推給患者,這才是理性的立場,這也是修復信任的關鍵,更是阻止“不讓子女從醫”成為集體無意識的最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