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入法”不利于“法護良知”

　　媒體日前報道，湖南省寧鄉縣人民法院院長在一個法治論壇上表示，要建設“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不僅要靠法治保障，還要靠良心保障。他提議把良知寫入法律總則，成為指引、評價、規范人的行為的法則。他表示：“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

　　按照儒家學說的解釋，良知是人類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人人都能堅守自己的良知，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果能如此，美好世界可期。只不過，良知是道德范疇，有引導性，無強制性；將良知入法，進而對人的行為予以衡量和規范，并非易事，也不具備可操作性。

　　客觀地說，我國目前缺少的不是法律條文，而是強有力的執行。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法律法規已經達到1100多部，涉及各行各業，比如勞動保障方面有《勞動法》，社會民生保障方面有《社會保險法》。但是，用工單位不與勞動者簽合同、加班拿不到加班費、農民工沒有社保等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從這個角度說，法律法規是現成的，執法部門如果執行不力，監管形同虛設，再多的法律也是徒然，只能增加制定法律的高昂成本，而落實不到位也有損法律的尊嚴。所以，將“良知”寫入法律，既不能保證執法者本著良知執行，也不能保證違法違規行為因受“良知”教化而減少甚至絕跡。

　　法律作為國家制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必須有法律文件的正式頒布，法律修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內容。曾有學者指出，我國現行的一些法律法規中，政治修辭和道德修辭被過度使用，造成很多法律成為表態式、原則式的法律。以懲治“家暴”為例，我國的《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多部法律中都有懲罰性規定，但普遍存在處罰不明、立法分散、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等弊端。比如《婚姻法》中規定家庭暴力的法律后果，只作為離婚的理由和損害賠償的依據，沒有規定對施暴者的制裁措施；而《婦女權益保障法》中，也沒有明確實施家庭暴力應承擔怎樣具體的民事責任。僅僅對善惡“表態”，并不足以震懾違法行為，反而不利于有力維護社會“良知”。

　　因此，“良知入法”并不利于“法護良知”。要讓法律真正維護社會良知，不僅要增強法律的執行力，還要破除道德式、原則式的法律條文，讓法律發揮堅守公平正義的最大作用，其重要性和緊迫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