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公開：制度建設尤需加力

　　至昨天為止，廣州市41個政府機構有40個相繼公布了2010年部門“三公”經費支出，持續引發坊間與輿論的圍觀。輿論多指曬“賬本”過于簡單，并從各部門“賬本”的比較中，提出諸種質疑。

　　客觀而論，社會敏感度極高的“三公”經費從長期秘而不宣到揭去面紗，雖然千呼萬喚始出來，且只見幾個大數，但畢竟走出了“見光”的艱難一步，其積極和進步意義不容否認。而由于公車私用、公費旅游、大吃大喝等痼疾猶在，坊間與輿論對“三公”數字及其“內涵”的大加評判也在所難免。

　　應該說，廣州政府機構“三公”公開不乏亮點。如城管局很老實地在公開賬目時承認自己“超標”，且不論超標是否合理，其不掩飾的態度值得肯定。人社局“三公”經費不僅曬了公車數量，還曬了出國人數，甚至主動算出人均出國費，在公車費用遭質疑后也迅速回應超標問題，態度也是積極的。有了誠懇的態度，“三公”公開的進一步細化可以期待。

　　然而，有了進步，不足也須正視。絕大多數單位只公開公車費用而不公開公車數量，八成單位只公布公費出國（境）費用而無人數，致公眾無法判斷支出是否合理。有的“三公”賬本說明過于空洞、簡單，難免有為公開而公開的觀感。 

　　政府機構“三公”公開基于制度安排，也少不了民意與輿論監督的叩問之功。或者說，一定程度上還是民意、輿論與政府機構的博弈。博弈已促成“三公”支出公開的初步實現，但公開依然沒能跳出只有“粗線條”沒有“細紋路”的窠臼，則是現實的問題。媒體因此而列出“最粗糙”、“最拖沓”、“最簡單”、“最怕羞”等單位名錄，可視為監督的再發力。

　　在自上而下反復強調之下，政府機構“三公”公開為什么依然扭捏，“形式”公開而“內容”能省就省？無疑，首先與政府部門利益、膽量與誠意相關。尤其是，財政支出依然存在不規范，預算追加仍嫌隨意，“其他支出”項目模糊不清，預算執行審計監督不力等等問題。政府部門通過“變通”增加“三公”支出，一旦涉及部門利益的不合理支出“見光”，或會招致輿論監督，這就成為阻礙“三公”公開的阻力。

　　其次，制度設置給“三公”公開留下伸縮的空間。按照國際慣常標準，政府部門的工資、津貼、補助、辦公費、水電費、差旅費、出國費、招待費、交通工具購置、專用設備購置等科目細化，才稱得上是“陽光財政”。目前“國標”缺失，地方政府僅以一紙文件為指揮棒，“沒要求細化公開”自然成為“三公”公開“適可而止”的托詞。 

　　廣州2009年率先在全國公開部門預算，而且首次公開“三公”經費，令人耳目一新。如今，能否更上層樓，似乎遇到了“瓶頸”。坊間與輿論的步步緊逼，無疑有其善意的愿望。我們愿見到壓力變成動力，而不愿見到“三公”公開止步于此，或者對輿論監督產生反彈而不敢突破，甚至“開倒車”。如此，則必有礙于打造“陽光財政”“陽光政府”的進程。

　　需指出的是，推進“三公”公開細化，有賴于法規與具體制度設置的強制力，而非任由政府部門自由選擇。同時，“三公”公開不是目的，接受公眾監督并作出符合民意的調整才是人心所向。對于公眾與輿論的質疑，政府部門理應主動回應。發現問題則應做好糾正乃至問責的后續文章，使“三公”公開的監督意義得到彰顯。（牛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