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社會焦慮癥

　　怎么看待當下社會普遍出現的焦慮情緒？焦慮情緒產生的原因何在？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顯示出哪些明顯的“本土化”特征？如何解決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中國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為回答讀者的種種困惑，中共中央黨校吳忠民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采訪。

　　社會焦慮情緒說明了什么

　　《思想者》：近來，大家常常感到當下的社會似乎彌漫著一種比較普遍的焦慮情緒——從不久前“達芬奇”假家具的鬧劇到小商販往“薩其馬”糕點中加入有毒硼砂；從地鐵滾梯事故初現到高鐵事故頻發，人們幾乎每天都在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缺失的負面報道大傷腦筋……您怎么看這些現象？

　　吳忠民：所謂社會焦慮，主要是指社會成員當中普遍存在著一種緊張不安的心理狀態。現在，社會焦慮幾乎覆蓋了所有人群。無論是人數最多的工人群體、農民群體的成員，還是處境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好的干部群體、企業家群體的成員，無論是東部地區的居民，還是西部地區的居民，都有焦慮不安、浮躁不定的現象。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可以說是少見的。從歷史上看，除了戰亂年代，人們沒有像現在如此之焦慮過；往以后看，以后人們也會焦慮，但社會焦慮的波及面和強度肯定不會像現在這么大。

　　《思想者》：現在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焦慮，顯然是對社會生活中的高房價、高物價、通脹、負利率、腐敗、分配不公、壟斷企業的高收入等等現象的直接擔憂和不滿。如果讓您排個序，您認為，老百姓最焦慮的問題是哪個？

　　吳忠民：每年的情況略有差別。但你恐怕已經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關的部位。

　　《思想者》：您怎么看待這種社會焦慮情緒？它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吳忠民：正像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深刻指出的：當代中國正經歷著空前廣泛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在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

　　中國社會急速的轉型、變革，意味著社會整體利益結構的調整，大批社會成員社會群體的社會位置和經濟位置重新洗牌�，F代社會意味著要面臨著空前的社會風險。人們有時覺得無章可循，不確定性因素增加。這使得社會成員產生一種人生的不確定感，前景的不確定性，心里不踏實，人們對于未來不可預期。這自然就會形成社會焦慮現象。

　　《思想者》：按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經濟生活，從整體上看，毫無疑問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為什么社會焦慮現象反倒出現了？

　　吳忠民：我以為，社會焦慮現象其實還反映了在中國現階段，民眾對基礎民生問題、對于未來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

　　《思想者》：也就是說，老百姓的幸福指數相對提高了，不僅僅滿足于溫飽了，因此，人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了，才會產生焦慮。

　　吳忠民：是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以及以人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會成員個性意識、財產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 同時又使人們十分看重自身的經濟利益問題，于是，這就造成一種普遍的現實感，使社會成員注重現實的日常生活，注重現實生活的質量問題，而擯棄以往禁欲主義以及過于理想化如烏托邦式的行為取向。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民生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于出現嚴重欠賬的情形，而且，改革開放以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由于過于追求GDP、過于重視經濟發展而輕視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種種，致使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

　　《思想者》：您認為，最能反映民生狀況的尺度是……

　　吳忠民：尺度是多方面的。比如，基本公共服務的水準、最終消費率狀況，等等。像公共服務問題有很多人談過了。這里，我想特別強調一下最終消費率問題。這些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在逐漸走低。最終消費率是一個能夠反映民生總體狀況的重要指標。2009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48%（1979年為64.4%）。大量社會調查幾乎都一致地顯示出這樣一種情況，民眾關注的主要問題多集中在同民眾日常生活有直接關系的部位，如就業難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社會保障滯后、教育問題、住房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直接大面積地影響到民眾的生存狀態，影響到民眾對自己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們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問題更是對工薪階層和農民階層的基本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產生了十分廣泛的不利影響。

　　《思想者》：您覺得社會焦慮對于社會會造成哪些不利的影響？

　　吳忠民：不利影響很多。社會焦慮會引發一些社會成員非理性行為和越軌行為的出現，會大面積降低人們對自身生活的滿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