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療治能否救贖城管形象
無論是鄭州的“城管不打人承諾書”，還是重慶的“城管十禁三須”，都是將城管的惡劣形象歸罪于城管個體的素質低下，進而將道德教育作為治理城管頑疾的療法，而以權力的名義對城管下達道德要求更是將這一療法推往極致。然而，真正的問題———畸形和濫用的城管權力———卻一再地被忽視。
人沒有天生作惡的傾向，城管也不例外。城管在執法中的傲慢、暴戾，并不與城管自身素質的高下相關，正如納粹時期一個溫順有加的市民可能會向猶太人舉起屠刀，一個賢夫良父的城管隊員也有可能向小販舉起手中的鐵棍。在暴力執法之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偏執的城市管理理念和體制對于城管隊員的塑造。
城市管理者將自身的審美方式強加給普通的民眾，于是小販為生存的奔忙要讓位于整潔的街道和干凈的天橋，進而，在城市形象的名義之下，城管天然地將小販看做敗壞城市容貌的毒瘤，當小販表現出刁鉆乃至暴力傾向時，城管隊員的暴力執法更是獲得某種程度的合理性。尤其當城管權力得不到有效約束時，城管對于極端手段的青睞更為顯著。
因此，城管形象的救贖之路在乎權力而不在乎素質，在乎嚴格依法行政摒除權力的濫用，而不是寄望于城管隊員自身素質的提高。當權力受到約束，民眾便不會成為公權濫用的犧牲品；而在權力放縱無度的體制下，無論公務員如何高尚，民眾都難以逃脫以各種宏大名義強加而來的暴力。
抱小孩、扶老人、撐雨傘……本身就是每一位公民應當付出的愛心，將這種愛心用外力強行規范于某一執法部門，委實令人莞爾。當下,不必企求城管人人成為活“雷鋒”。倘若城管在執法時能體會到“一厘米主權”的意義———不得不執行上級命令的警察可以將槍口抬高一厘米而故意打不中，從而使無辜的民眾免遭惡劣體制的扼殺，城管隊員在執法的過程中完全可以考慮到小販生存之艱難，從而故意放過，這就是善莫大焉了。
不過，在畸形的城市管理體制下，“城管不作惡”只是民眾的一廂情愿的幻想罷了。要想真正將城管扭歸正途，應該做的是對城市管理權力進行逐一的審查，效法印度保護小販的案例，將小販的生存權置于城市形象之上，并通過民眾監督將城管鎖定在依法行政的范圍之內。只要這樣，城管的形象自然不會成為問題，城管部門也根本不用費盡心機地出臺承諾書、禁令等等。□凱 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