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5年啟動“一五普法”以來，我國普法活動已經走過了整整30年。由政府主導、社會多方參與的普法模式在提升社會整體的法律素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普法成本較高，且受制于普法主體、對象的參與程度，所獲效果并不如預期等問題。因此，如何在提升普法實效的同時，降低普法成本，是普法工作進一步有序發展的基礎性命題。

　　實踐中，社會公眾對個案的關注，往往超過法律制度；而個案對社會公眾的沖擊與影響，也可能勝于一般性的普法教育。在個案中，執法者如果能同時擔任普法者的角色，就能引導公眾在個案訴訟流程中了解法律知識、培養法治理念。相比于個案之外的傳統普法模式，“誰執法誰普法”的模式不僅能夠有效降低普法成本，而且能使普法活動更具針對性。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建立并實行檢察官以案釋法制度。這是一種適應開放透明的司法環境、實行平等互動的普法形式。這一制度不僅確立了必要性、合法性、規范性和及時性等“以案釋法”的基本原則，而且區分了“以案釋法”的適用對象，分為向當事人等訴訟參與人進行釋法說理以及向社會公眾以案釋法兩個方面，同時，也明確了“以案釋法”的具體內容、程序方式以及獎懲機制。

　　傳統的普法模式，是一種單向性、灌輸式的知識傳播，普法主體與對象缺乏有針對性的交流，因此效果并不顯著。而“誰執法誰普法”“以案釋法”則是一種雙向性、參與式的知識互動，普法的過程，也是轉變檢察機關執法理念、規范執法行為的過程，從以往的關門辦案轉向釋法說理，及時消解和回應訴訟參與人、社會公眾的困惑與疑問，同時接受訴訟參與人、社會公眾的監督。因此，以案釋法并不僅僅是一種普法形式的探索，更是檢察機關轉變執法理念、提升業務水平、規范執法行為、回應社會關切的必然要求。

　　當然，制度探索之初，必然會出現一些問題。檢察機關在應對與完善的過程中，同樣應當接納訴訟參與人、社會公眾的參與，建立溝通渠道，認真吸收其意見和建議，并將完善措施加以反饋，保障檢察官以案釋法制度健康、規范地開展下去，切實提升普法實效。（卞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