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云南魯甸、景谷相繼發生地震，災情危急，舉國關注。在抗震救災過程中，很多網友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寄托哀思，提出建議。有網友提出：“地震區新建房屋必須達到規定防震標準，舊房要分期分批進行防震改造。”類似的建議在新媒體上涌現，表達了網友們對現實事件的關注，體現了網絡參與社會管理的進步。同時，很多觀點和意見卻初看似有理，但近觀卻發現少了點什么：如果達不到防震標準，居民個人新房能否建設？舊房分期分批改造，錢從何來？

　　互聯網對距離進行了重新定義，只要有輿情，一個地方便會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互聯網讓邊遠地區不再“邊緣”。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雖然可能會身處輿論中心，但一些邊疆省市、邊遠地區的話語權卻仍顯邊緣。

　　發言權不等于話語權。邊疆某省一趟列車停運往往很難獲得新聞關注，但是某個大城市地鐵新線路開通卻很可能會獲得手機客戶端推送。北上廣等中心城市集聚大量資源和人口的同時，也集聚著話語權。一來是因為這些城市生活對國家的影響早已超出了城市的范圍，二來這些城市也匯集了大批善于表達訴求的人才和傳媒資源，能夠很快將自身遭遇演化成社會討論的焦點。

　　事實上，邊遠的不僅是地域，還包括行業和職業。與金融業、工業相比，弱小的農業顯然更“邊遠”；與知識分子相比，體力勞動者在輿論中顯然更“邊遠”。由于表達能力相對較弱，同時缺少更為強勢的傳播渠道，這些行業和個人能夠贏得的話語權相對更為有限。

　　改變這樣的局面，邊遠地區的政府和企業必須要改變觀念。同樣的問題，東部的政府企業“追著”媒體報道——他們說：報道了才有關注，問題才能夠更快得到解決；西部的政府機關卻拒記者于千里之外，他們想：報道我們的問題，是不是說我們的工作沒做好？會不會追究我的責任？邊遠地區的觀念顯然需要盡快轉變。

　　改變這樣的局面，新聞媒體顯然應該承擔更多責任。這樣的責任既源自媒體的平臺優勢，相對于個人來說本身就有傳播優勢；也是因為媒體的能力優勢——記者能夠接觸更多的專家、更廣泛的利益相關方，能夠更好地反映實際，更準確、有技巧地表達群眾訴求。

　　讓互聯網的陽光平等播撒在每個角落、每個行業，更需要我們每個人拋開成見。微博、微信的發展看似讓每個人都獲得了發表觀點的機會，但是每個人的觀點都深受個人利益、自身經歷、知識背景和行業專家、社會名人的影響。不少人心中的常識，其實是地方性知識、個性化認識，雖然我們逃不出自己的背景，但對邊遠地區事務發表意見時，不妨對當地多些了解，對事情多點更深入的思考。(楊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