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讀博士“貶值”的觀點近日不但在“升值”，而且還在升溫。

　　前天，華南師范大學婦女研究中心、華南理工大學性別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等機構聯合召開“回應政協委員不當言論發布會”，要求羅必良公開道歉。

　　要求道歉的理由是，廣東省政協委員羅必良在政協會上說：“從戀愛角度講，讀博士不是個增值的事，是貶值的事。”“女孩子是一個產品，賣了二十幾年，還沒把自己賣出去……”這些言論涉嫌歧視女性。

　　但本身就是華南農業大學教授、博導的羅必良深感委屈，他辯解道：“當時正在討論大學生就業難，我說女博士不僅不好找工作，畢業后也難找到好對象，所以建議女學生先找好對象，再結婚，做到工作和生活兩不誤。”

　　媒體在報道羅必良的“女博士貶值論”時缺省了當時的語境，沒有“討論大學生就業難”這一“上文”，女博士“賣不出去”的“下文”就顯得十分突兀——在嚴肅的政協會上“談婚論嫁”，自然要經受評論者的第一波沖擊。

　　羅必良用“買賣”和“貶值”來比擬女博士的婚戀，受到“女性維權者”（通常被稱為“女權主義”）的第二沖擊波，則完全“入乎意料之中”。

　　在媒體時代，任何有新聞價值的話題都是會升溫的話題。“女博士增值貶值”、“把自己賣出去”，這種來自政協會議的話題，無論對媒體還是對“女性維權者”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升值話題”。

　　但女博士婚戀成為話題，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悲哀。這至少說明了：其一，女博士目前還是“稀有人類”——當女博士不再是“少數群體”時，她們所遇到的婚戀問題就與一般人的婚戀問題沒有什么兩樣，就不可能有如此之高的爭議價值了。其二，倘若女博士在婚戀上相對而言是個難題，這只能說能與她們匹配的男性不多。這種匹配，不僅僅指學歷，更指文化、思想和品味等等。其三，“女博士貶值”話題被過度解讀和升溫，甚至超出了政協會議的其他話題，反映了政協會議可供延伸的話題邊界不寬，或者說媒體和人們關注政協的視線出現了偏航。

　　在我們的表象觀念里，婚姻愛情似乎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允許有功利算計。但在生物學家眼里，人類的任何行為都潛藏著價值估算，婚姻也不例外。美國生物學家馬古利斯和薩甘在研究人類性行為演化的著作中說：“身體只是緣起緣滅的表象，基因才是生命永恒的本質。……男人迷戀年輕性感的女人，女人追逐威武顯赫的男人，這全是出自他們想要獻出自己的生殖細胞，把基因傳到下一代，以完成超越個人自身的使命。”

　　婚戀中的價值算計是受本能的驅動，社會越功利，這種算計就越精細。而文化物質則是功利社會的化妝品，它要把愛情與婚姻裝點得相對純粹一些，讓婚愛盡量與物質保持距離，至少看起來要遠離物質算計。

　　我們現在正處于“功利精算時代”，在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似乎都能聽到算盤的聲音。但為了契合表象觀念，珠算者又往往掩飾自己的算計行為。羅必良在女博士的婚愛問題上使用了商品經濟語言，多少有點像“皇帝的新衣”寓言里的那個小孩。

　　——如果說在爭議“女博士貶值”話題時還發現一些矯情，那就是另一種悲哀了。(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