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改革在多個地方部署動作，消除城鄉之間制度化的財產權、公共服務落差，必然大大降低城鄉戶籍之間的利益差，如果這些改革到位，戶籍管制功能必將大大弱化。

　　三中全會出臺的決定對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改革做了相應的安排，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是戶籍制度改革。盡管決定只在“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中提到，但整個城鄉一體化的相關體制機制改革的安排，卻都是戶籍制度“釜底抽薪”的實招。如果這些措施能夠得到有效落實，可以預料的是2020年戶籍制度雖然名義不變，但其實質卻將從當前以管制為重點轉向以服務為重點，奠定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堅實基礎。

　　一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在農村土地、農民宅基地方面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是個重大突破。尤其是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抵押、擔保、轉讓。當然，這必然涉及《物權法》修改，但這項改革勢必大大降低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城鄉居民財產權落差。

　　二是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這是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比較大的難點之一。這次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在制度上做出了安排，必將加快以人為本的城鎮化。

　　三是明確提出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其實質是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對接與一體化。戶籍制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依附在這之上的公共服務制度不統一、水平差距大；而且在行政配置資源下，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戶籍價值越大。而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制度對接與一體化，無疑會改變戶籍“價值差異”，實現城鄉發展的公平正義。

　　簡言之，戶籍制度本身不重要，依附在其背后的財產權、公共服務權、農民工權益，才是最實質的。這次改革在多個地方部署動作，消除城鄉之間制度化的財產權、公共服務落差，必然大大降低城鄉戶籍之間的利益差，如果這些改革到位，戶籍管制功能必將大大弱化，而其轉型的方向就是成為人口登記與人口服務的基礎制度。

　　但我們也要客觀看到，盡管三中全會部署了這些改革，它們在實踐推進中的阻力不能低估。戶籍制度改革，一招一式都是真金白銀的支出。一是誰來支付這個成本，如何分攤，將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二是農民大量進城后帶來的公共服務壓力必然遇到城鎮居民的反對，這也是一個需要提前籌劃的問題。但是，公平正義成為新階段的社會需求，需要堅定大戶籍制度的改革方向，吸收借鑒廣東等地農民工積分入戶的經驗，縝密設計，積極推進，為消除城鄉制度落差奠定決定性的基礎。（匡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