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伴隨著醫鬧事件的時有發生,治安管理部門對于職業醫鬧的打擊力度逐年加大,醫院也陸續出臺具體對策和醫鬧抗衡。然而,記者在實地走訪中發現,不少職業醫鬧依舊活躍在大醫院的周邊,從謀劃策略到人員的選擇,再到收費標準的制定,甚至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地下產業鏈(11月7日《北京青年報》)。

　　職業醫鬧是近年來在醫患糾紛和矛盾中乖戾而出的一個怪胎,醫鬧本身已然違法違規,當醫鬧變成一種職業,借醫療事件煽風點火,無疑給本就不堪的醫患關系蒙上陰影,甚至嚴重干擾正常的醫療秩序,其危害與丑陋不必贅言。各地開展措施打擊醫鬧,特別是打擊職業醫鬧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

　　職業醫鬧的出現,不少人認為是患者處于弱勢地位,博弈能力不均等造成的。這種觀點應該說有一定道理,要知道,發生醫療事件或者是患者認為的醫療處置失誤以后,往往存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患者即使感覺治療有問題,但囿于醫學知識等原因,無法掌握直接證據。另外,單個的患者往往面對的是一個科室甚至一所醫院,在醫療事故鑒定、賠償等諸多環節,往往難以平等對話。

　　職業醫鬧往往通過組織鬧事,甚至恐嚇、打架等手段,以一種非正常的途徑去實現患者所追求的結果。很多時候,采取諸如堵門、設置靈堂、追打醫生等方式,確實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由此很容易形成負激勵效應。這也給一些患者提供了除正常制度救濟和博弈的第二條途徑,并逐漸使醫鬧成為一種職業,堂而皇之地寄生在醫患矛盾之上,吸血嗜肉。

　　但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在職業醫鬧囂張跋扈的背后,同樣也是醫生和醫院權利貧困的寫照。在很多行業,都會有糾紛和矛盾,但很少有行業會產生如此瞠目的以鬧事為工作的職業。如果醫生和醫院足夠強勢,職業醫鬧斷不敢如此長驅直入,明碼開價。換句話說,正因為醫生和醫院的弱勢,才導致職業醫鬧們可以通過“大鬧大得,小鬧小得”的方式得利,這也就證明,醫生和醫院并不像媒體和公眾臆想的那樣強勢,面對醫鬧本身,他們同樣羸弱不堪。

　　醫患雙方雖然在醫療事故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但就權利而言,均處于貧困狀態,這也正是職業醫鬧可以藉此寄生的原因所在。從某種程度上說,雙方的權利保障渠道無力或失效時,職業醫鬧才能變得如此有恃無恐。打擊醫鬧固然重要,但如果無法從制度上去保障醫患雙方的權利,為雙方受到不公正待遇時提供救濟,那么職業醫鬧就難匿跡。（鄧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