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臺灣的大學生譚皓云到本刊實習時，正趕上封面故事“還原臺灣半個世紀被日本殖民的真相”的采訪。采訪中，她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

　　皓云讀了兩次高一，先是在臺灣讀，后來她的貝司手爸爸到北京發展，把她和妹妹接到北京，她又讀了一次高一，發現兩岸歷史教科書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大陸用很大篇幅講八年抗戰，臺灣教科書只講了幾頁紙。

　　關于臺灣50年日據史，臺灣的課本和老師倒是費了不少筆墨、唇舌，因為有時用“日治”有時用“日據”，皓云也被教科書搞糊涂了。

　　“你贊成哪種說法呢？”我問。

　　“‘日治’吧！”皓云想了想，回答道。

　　也許看到我臉上有一絲失望一閃而過，她解釋道:“臺灣工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就是從那個時期奠定的，那個時期還為我們帶來了西方民主、衛生習慣、服務態度等等，這些都影響到現在。還有，好像義務教育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皓云的奶奶是本省人，在日本對臺灣推行“皇民化”時上了小學。“如果沒有義務教育，奶奶可能上不了學，因為家里太窮了。”皓云說。

　　“那么，奶奶對日據時期很留戀嗎？”我問。

　　“不！她很反感。”皓云毫不遲疑地回答，“日本人口口聲聲說把他們當‘皇民’看待，實際上還是非常歧視的，這種感覺讓奶奶不堪回首。”

　　皓云的爺爺更痛恨日本人，作為抗日將士，他至死都忘不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如何殘酷踐踏自己的家園。在臺中的眷村，爺爺時常向皓云的爸爸講述日寇的暴行，所以，出生于1968年的皓云爸爸時常將日本人稱為“小日本、日本鬼子”。

　　在臺灣，遇到關于日本人的話題，我的內心總是五味雜陳。在臺灣大學參訪時，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指著紅磚灰瓦的教學樓說:“你看，歷經百年風雨還是如此艱固，這是日本人建的，如果是國民黨建的，早就成豆腐渣工程了。”在阿里山，一位村長向我解釋為什么阿里山森林被日軍瘋狂掠奪后還能如此茂密:“日本人在砍樹時要求伐木工遵循兩個原則，一是必須留下兩米高的樹樁以保護山體，二是每公頃必須至少留一棵母樹以播撒樹種繼續造林。”

　　皓云說她最欣賞日本人的國民素質，我和她一樣，也覺得我們太需要向日本人學習了。但欣賞歸欣賞，學習歸學習，歷史昭昭，日據時期的日本人再怎么建設臺灣，其根本意圖都是為了把臺灣變成它殖民亞洲的基地。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辯證地看待歷史。正如臺灣知名歷史學家王豐所說的:“我們不能在與日本軍國主義接觸過程中，反被魔鬼附身，成為魔鬼的狐朋狗黨……”

　　皓云參與了對王豐的專訪，她也贊同王豐的觀點。做完這期，她的實習生活結束了，于是，她把實習心得取名為《我對家鄉臺灣有了新認知》。

　　原題：她對家鄉臺灣 有了新認知 文/ 年月(《臺海》雜志社社長、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