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頤齋·王乾榮

　　2014年,臺北建城130周年。臺北市當局1月1日邀集世界各地130位漢字書法名家,揮毫祈愿新年好運。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致詞,說“正體漢字”是中華文化精髓,希望傳承漢字文化意涵,要求臺灣民眾不要為了招攬陸客,輕易使用簡體字。近年在大陸,也有學者不斷呼吁,恢復“正體字”。

　　所謂“正體漢字”,即繁體字。然而將繁體字說成“正體”,便不好給簡體字定位了——難道簡體字是“副體”或者“歪體”?

　　追溯漢字史,其簡化,也許從“倉頡造字”的第二天,就開始了,且延綿不斷,從來沒什么“正副”或“正歪”之分。比如“水”字吧,在甲骨文里,呈三條S形豎道,豎道間隙有四個點,共七畫；到了金文,點兒去了,剩三畫；宋體,又成四畫。而“來、萬、無、屬、禮”等簡體字,漢代就有了。人們并未看到,這些漢字的簡化,丟棄了幾多“中華文化精髓”。

　　“五四”學人劉半農說:“文字本來是一種工具,工具應該以適用與否為優劣之標準。我們應該以謀現在的適用不適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確實,研究漢語漢字的學者,當然必須認識他們用得著的繁體字,但常人并不研究“六書”,只問書寫閱讀方便與否即可。對于一個現行字,無論形狀的繁簡,如果追尋原始“精意”,則頗費周章,并不屬于一般人的營生。舉例說,“犬”,追其“精意”,應是四條腿,為什么它被寫成了兩條腿?又如“日”,原始形態為圓中一點,表太陽,六書叫“象形”；變方以后,成為規定的“表意”符號,也指太陽；而在“日爾曼”一詞里,“日”只是一個“表音”符號。當人們讀到“犬”,知道它指狗即可,不管它是藏獒還是哈巴狗。當人們遇到“日”,知道它指太陽,就行了,不管它是古代日頭,還是當下北京人所謂“老陽兒”；當人們碰到“日爾曼”一詞,能以rìěrmàn的發音讀出,并知它指西歐一民族,也行了,到哪里去追遠古之“精意”呢?又如“才”,是一個常用字,如今恐怕沒多大必要,從繁體字“纔”上追究它的“由來”吧?再說,真要“不斷根”地琢磨透徹一個漢字,就不是一般的“識繁”問題,還須研究它的甲骨、鐘鼎、大篆、小篆、隸書、草書等各種形體的衍變及意蘊,蕓蕓眾生,誰認得過來?

　　另一五四學人錢玄同說:“漢字筆畫太多,書寫費時,為學術上、教育上之大障礙。”有人說如今電腦打字,用不著書寫,可繁體字看著也煩啊——如“才”和“纔”,您說哪一個不招人待見?我這一輩人,識寫一般繁體字不在話下；可我偶爾閱讀繁體書報,好家伙,滿眼密密麻麻,頭都大啦,已頗不習慣!先不說繁體讀寫費老鼻子勁兒,一個字,三畫即明了,有必要擴張(恢復)到二十三畫嗎?現要我把“來、萬、無、屬、禮”寫成“來、萬、無、屬、禮”,我便覺純屬瞎耽誤工夫。況且如今的筆試,你還不能玩“電子化”,寫一個“纔”,比寫“才”多花七倍時間,也不一定寫得對,著急去吧。

　　漢字簡化是一個方向,國務院1986年批準重新發表的《簡化字總表》,收字2235個,是聯合國工作文字,國際通用。個別字簡化得不妥,是補正的問題,而不是叫簡體字消亡。實行簡體字,并沒有廢止或消滅繁體字,只是把繁體字的使用限在特定范圍之內。有人說臺灣一直用“正體字”,亦即繁體字,可他們也“下意識”使用簡體呢。我看過島內風云人物蔡英文一篇文稿,其中簡體字多多,如將“嚴”作“嚴”；島上書報,連“臺灣”的“臺”字,也懶得寫成“臺”——原來,他們也怕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