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走西口”　　　　　

　　明時，其內長城的漢、蒙交界段有不少關口，像殺胡口、古北口、喜峰口、張家口等。邊關安定時，這些關口皆為漢、蒙物資交流的“互市”之地。至清，中國版圖進一步統一而穩定后，這些關口更成為貿易重鎮，朝廷既駐有重兵，又設稅卡，一舉多得。我們通常講的“走西口”的“西口”即“殺胡口”，在現山西右玉縣境內，出了此口就是現內蒙和林格爾地區。清康熙帝平蒙古噶爾丹之亂返京時曾駐蹕“殺胡口”，考慮到漢蒙各民族的和睦相融，康熙將此口更名為“殺虎口”，一字之改頗顯康熙帝的睿智。多少年來，山西人北出蒙地討生活、做買賣多經此口而行。之所以稱其為“西口”，乃相對“東口”而言，“東口”即現在的張家口，與殺虎口對照，正好一東一西。所以歷史上還有“走東口”一說，走東口也是山西人到蒙地討生活、做買賣的一條路。西口路和東口路的分界處在現山西山陰縣境內一個叫棋（歧）道地的村莊。該村的北邊有個叫黃花梁的地方，從這里往西北的一條路通往殺虎口，往東北的一條路通往張家口。（清時張家口雖屬直隸管轄，但口外的察哈爾、昭烏達等地區仍為蒙古地盤。）至今黃花梁那“丫”字形舊路仍依稀可見。電視劇《走西口》中田青、梁滿屯、王南瓜背身扔鞋決定是“走西口”還是“走東口”的情境當發生在此地。無論走西口還是走東口，都是山西人遠赴蒙古地區討生活、做買賣的一種說法。不同之處在于走西口者遠遠多于走東口者，且走東口者做買賣的人居多。

　　另外山西人進蒙地還有一條水上“西口路”，即古西口渡。該渡口位于山西河曲縣城水西門外的黃河“拐彎”處，也就是晉蒙陜“雞鳴三省”的地方，因此地民風樸實歷史上也叫“君子津”。從西口渡過黃河，右邊是內蒙準格爾旗的大口渡，左邊是陜西府谷縣的大汕渡。現西口渡已被黃河上兩座直通蒙、陜的現代化大橋取代，古渡成了一旅游景點。歷史上河曲、保德地方的人從水西口去蒙古地區討生活清以前就存在，而清時更盛。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稱的蒙古地區是依清制而言，含歷史上的內蒙和外蒙。外蒙是民國10年（1921年）才宣布獨立的。當年晉商走西口活動的范圍應包括整個蒙古地區。另外還有一點應弄清楚的是，現在內蒙境內的和林格爾、薩拉齊、呼和浩特、集寧以及包頭等這些當年山西人討生活、做買賣集中的地方，清時皆屬“山西巡撫”管理，制府設在太原。晉蒙兩地的不可分割性尤其突出。唯如此，在當初清政府關于“蒙禁”閉多開少的情況下，山西人才得以比較方便和順利地去“走西口”。

　　二、哪些人在“走西口”　　　　　

　　歷史上不光是山西人在“走西口”。河北、陜西、甘肅、寧夏等好多地方的人也在“走西口”。直至今天，內蒙的好多城市或農村都是多民族、多祖籍的人雜聚之地。明顯的特點是山西人最多。有的村莊干脆叫什么“代（縣）家營子”等。而且除牧區外，內蒙大多地方人們講話的口音和生活習俗基本上屬“山西化”。

　　“走西口”的人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討生活”的，另一類是“做買賣”的。討生活的后來大多移居蒙地成為農民。（當然其中也有做了買賣的）。做買賣的就成了當地人稱之的“旅蒙商”，而在旅蒙商中異軍突起的就數咱們的“晉商”了。所謂討生活就是在蒙地務農打工或挖甘草刨蓯蓉。蒙人善牧而不善耕，蒙地多少肥沃的可耕地被閑置。同蒙地接壤的山西河（曲）保（德）偏（關）代（縣）等晉北地區，地瘠土貧十年九旱，自家地養不了自家人。故從明時開始，就有不少人到“口外”墾地打工賺糧賺錢討生活。清一統中國后，歷史上所謂的“邊境”地帶得以較長時間的安寧和穩定，山西人去“口外”討生活的與日俱增。起初清政府和蒙古貴族不允許漢人在蒙地長期居留，這些打工仔只能春去冬歸，人稱“雁行”。隨著時間的流移，統治者意識到這些“走西口”的漢人對開發和穩定蒙地的經濟發展有諸多益處，認為對這種逐年擴大的“打工潮”堵不如疏，禁不如管，因而才數度開放蒙禁，將這些流入蒙地的山西人（當然也包括其它內地人）實行編籍入戶。這樣大量走西口討生活的山西人就在蒙地拖家帶口扎根久居了。

　　太原、晉中一帶的山西人“走西口”，打工務農的不多，拖家帶口者甚少，大都是沖著經商做買賣去的。所以直至現在，晉北人稱“走西口”為“討生活”，晉中人則稱“做買賣”。爾后在蒙地雄起的晉商中，成為大財東的當數晉中、太原的為眾。當然落戶蒙地的討生活者成為晉商大戶的也大有人在。

　　歷史上清政府允許內地人去蒙地合法經商最早受惠者乃屬晉商。公元1691年（清康熙30年），康熙帝擊敗噶爾丹叛軍，收伏北蒙三部，在多倫諾爾“會盟”后，蒙古各藩要求中央政府允許內地商人到蒙地開展貿易，清政府特許當時在京城已享盛譽的八大晉字商號持“龍票”在蒙地開設“分號”（也即現在的連鎖店），這八大“票商”就成了歷史上所謂的“紅頂商人”。“龍票”是當時由皇帝御準的經商執照，注明經商者的經營地區、商品種類以及經營期限等，且享有一定的專利和特權。不過，后來的“龍票”就成地方政府頒發了，而且也不僅僅只給“晉商”頒發，還有其他內地商家。

　　三、“走西口”說法的泛化與統一

　　山西先于“走西口”的說法為“走口外”。民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便是例證。這說明河保一帶的農民從水路“走西口”去蒙地討生活打工是較早的。爾后大量山西人從旱路去蒙地討生活做買賣形成一種移民潮時，“走口外”便演變為“走西口”了。與此同時“走東口”的說法也弱化了。原因在于山西人“走西口”早于“走東口”，而“走西口”者又多于“走東口”者。另外“西口”在咱山西境內，當然山西人就要唱響《走西口》了。說起一百多年前咱太原姑娘“孫玉蓮”唱出的“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淚蛋蛋流”這首情義綿長的《走西口》民歌，其歷史功勛是無可替代的，就是這一唱、這一曲，唱出了所有內地人去蒙地討生活、做買賣的統一標牌，也唱出了一次中國近代史上波瀾壯闊的移民潮，唱出了一支彪炳史冊的商業大軍———晉商。

　　關于“走西口”的定義和內涵。山西人和內蒙人是有差異的。山西人講的“西口”很明白就是“殺虎口”，“走西口”就是走出殺虎口，去蒙地討生活、做買賣。內蒙人講的“西口”是指東起多倫西至臨河的一個廣闊的長條地帶，包括了多倫、張家口、集寧、呼和浩特、包頭、東勝、五原、臨河等當年晉商活動較集中的地方。我想內蒙人的這種解釋，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強調的是你們晉商是來到我們西口這兒做買賣的，而山西人強調的是我們晉商是走出西口才到你們那兒做買賣的。這其中主客位置不同。所以內蒙人現在致力于研究“西口文化”，山西人則致力于研究“晉商文化”。

　　四、晉商雄起的原因

　　何謂晉商？現在人們一般來講是指“走西口”在蒙地靠經商而發家的山西人。在蒙地經商發起來的當然也有其它地方的內地人。但唯獨山西商人異軍突起，成為雄踞華夏、縱橫歐亞、興盛三百年的晉字號商幫。這又是為什么呢？除人們通常講的晉商誠信、勤奮、精明、吃苦、堅韌、協作等淺層次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條：

　　一是歷史原因。晉人善賈源遠流長。晉地應該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地區。晉人很早就掌握了農耕、養蠶、曬鹽、造酒、挖煤、治水等人類的先進技術。遠從“春秋”時起，晉地即是中國發達地區，晉人從商者居多，事實上，到明代，晉人的買賣已做到全國不少地方，晉商已躋身于全國商界“三強”（晉商、徽商、潮商）之列。俗話講機遇是給有準備的人提供的。當內地人有條件到草原大漠去發家致富時，山西人當然便捷足先登了。

　　二是地理原因。山西與蒙地山水相連，歷史上你來我往，互相滲透，早已連成一體。山西地處中國北部的中心地帶，雖說不東不西不是“東西”，但她南通豫鄂湘粵，西達陜甘蜀滇，東出冀魯蘇浙，把中國大多數地方生產的、包括海外舶來的林林總總的各色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入蒙地，再輸送到北歐、東歐、中亞、西亞，也只有咱山西這塊地方的人能做到，也只有晉商能做到。晉商不興，“地”理難容。

　　三是政治原因。清王朝建立后，中國的國家版圖，得以長時間的統一和穩定，那條長長的邊墻上的各個“關口”變成了“口內”和“口外”相互交往的友好通道，而以誠信為本的晉商又是被清政府最早認可的商家，因而邊墻北邊廣袤的商業處女地，便成為晉商大展身手的奪金戰場。

　　有以上三條，可以說晉商是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晉商的雄起也由偶然成為自然、成為必然。

　　五、晉商為何能長盛數百年

　　晉商之所以能依托蒙地而雄起中華，而且又數百年長盛不衰，同其自身對商業理念和手段的創新分不開。一是晉商創立了中國最早的股份制度。即財東有資本股，職員有人身股。這是企業投資理念的一種劃時代革命。二是晉商創立了中國最早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即財東不插手具體業務，只是聘用“大掌柜”實施對所有業務的經營管理，財東即現在的董事長，大掌柜即現在的總經理。這是企業管理機制的一種劃時代革命。三是晉商創立了中國最早的連鎖經營方式。即商家的“分號”（連鎖店）開到了全國各地，乃至國外。這是企業經營體制的一種劃時代革命。四是晉商創建了中國最早的金融流通體系。即“匯通天下”的票號業。這本是中國金融業的一種劃時代的革命。我之所以把晉商這“四大創新”賦以“劃時代革命”的桂冠，是因為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仍舊依附于這四大創新。現代中國企業改來改去還不是在這四大創新的基礎上打轉轉？晉商為我們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上關于企業經營管理的最佳理念和模式。這是晉商能夠長盛不衰的最根本原因。僅此，晉商就足以彪炳史冊。

　　六、晉商的歷史貢獻　　　　　

　　晉商的歷史貢獻可分為精神的和物質的兩個方面。精神的即前面所講到的四個創新和其一整套的經營理念。也就是現在我們一直在研究和倡導的晉商文化。我這里想強調的是關于物質方面的。首先，歷史上晉商對蒙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各民族的友好交融是功不可沒的。蒙地直至現在，大多城市的形成和發展，無不與晉商的活動有關。“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一個大盛魁半個歸化城”此言非虛。其次，晉商依據這些逐步興起的商城，在漫瀚的大漠草原上開辟了三條著名商道：一是北跨陰山經二連浩特出恰克圖的北商道；二是延陰山山脈西進，經寧夏、甘肅、新疆等地出塔城的西商道；三是順陰山山脈東進，經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出海蘭泡的東商道。晉商把長江南北的經營產業同設在蒙地的經營產業結為一體，通過這三條商道，把中國內地的茶葉、絲綢、瓷器、食鹽、皮革制品、日用雜貨，甚至海外舶來品，源源不斷地交流到中國北部（包括京畿一帶）、西北部、東北部各族人民的聚居地，直至俄羅斯、蒙古國、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朝鮮等國外多個地區。試想當年晉商成千上萬峰駱駝絡繹不絕地在這三條商道上“叮咚”而來“″叮咚”而去是何等的壯觀。延續多年的這種“壯觀”，該為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多么重大的變化呀！現內蒙有專家稱這幾條商道為“茶葉之路”，意在同歷史上唐代形成的西域“絲綢之路”相呼應。我以為晉商開辟的這三條商道的歷史意義和歷史貢獻毫不亞于“絲綢之路”。需要指出的是后人只看到晉商的成功和財富，素不知這成功和財富的背后隱埋著多少人的生命和生命付出的艱辛。

　　七、晉商為什么會消亡　　　　　

　　很多人都在關注和研究晉商的衰敗。我則認為晉商是消亡了，是消失、死亡了。這樣講似乎過于殘酷，但我們是歷史的唯物主義者，因為歷史意義上的晉商確實是消亡了。衰敗也罷，消亡也罷，終歸有其自身的和客觀的原因。不少人在晉商自身上找問題，認為晉商保守封閉，不能和時代接軌，抱殘守缺，不積極推進改革……等等。其實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在我看來，晉商的衰敗和消亡跟中國的國運密切相關，跟歷史的走勢同起同落。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間，先是大清王朝的沒落凋零，后是中華民國的亂世紛爭。國力曾是世界第一的中華大國竟爾淪為“東亞病夫”。一頭自以為是的“睡獅”是被那些外部的和內部的竊賊強盜折騰醒了，但醒來后的并不是一頭氣宇軒昂的“雄獅”，反而成了一頭步履蹣跚的“殘獅”。國運盛商業興，時勢順商業勁，這本是一個淺而易見的道理。再輝煌的國家也經不住一百多年的折騰。國尚如此，晉商若不消亡豈非咄咄怪事？晉商在歷清康、雍、乾、嘉幾朝而逐步發展成為執商界牛耳富可敵國的中國第一大商幫。可恰恰是這“富可敵國”的桂冠給晉商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惡運。當“縱橫歐亞九千里”的晉商大號“大盛魁”可用50兩重的元寶，將庫侖（烏蘭巴托）到京城（北京）的道路鋪滿時，清王朝的皇帝和太后卻要向你“借銀子”花，想想那些最高統治者的心里會是什么滋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奴才的錢比主子的錢還要多，這還了的？不整死你才怪呢！愛新覺羅家族的氣數盡了，可咽氣之前不把你晉商盤剝壓榨個一窮二白能說得過去嗎？不光是晉商，就連其它什么徽商、潮商也蓋莫能免。

　　歷史的演進，帶來了鐵路、公路交通的發達，推動了國家銀行和官辦外貿的壟斷，晉商活動的地盤越來越小，經營的業務越來越窄，經營的資金越來越少，其元氣當然也是一損再損……直至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晉商生存的內外條件皆不復存在了。晉商呢？當然也隨之消亡了。真可謂：人間商道也滄桑。

　　八、晉商給我們留下了什么

　　晉商雖然消亡了，但卻給我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寶貴財富，這就是晉商精神和晉商文化。晉商的經營理念、創新意識、開拓精神和處世方略，無不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借鑒和發展的經驗或圭臬。精神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文化是歷史的積淀，歷史的傳承是文化的傳承，雖說星星已不是那顆星星，月亮也不是那個月亮，但星星和月亮總是要發光的。繼承晉商精神，弘揚晉商文化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