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怎么分：壯大中等收入者隊伍

負擔沉重的“中間階層”

　　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認為他們屬于“中等收入群體”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陳先生，前幾天剛收到稅務部門寄來的2009年個人所得稅完稅證明。雖然平時對每月繳多少稅都有數，但一看到去年近2萬元的納稅額，他的心里還是感覺有些異樣。

　　他告訴記者，在北京打拼已經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過1萬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萬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萬元左右。聽起來這個數字相當不錯，但他卻覺得每天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每月五六千的房貸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贍養，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手頭很少寬松。自己和妻子每年繳的個人所得稅，加起來在2.5萬元左右，對全家來說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是調整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一個重要方面。按社會學觀點，中間階層的壯大，使原來對立的貧富兩極變成了一個連續性的排列，這就讓每一名社會成員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緩和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對立情緒。通常認為，在現代社會中，一個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結構，其穩定性要遠高于“啞鈴型”或“金字塔型”結構。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同陳先生一樣，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認為他們屬于“中等收入群體”。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就存著相互矛盾的觀點。一方面，盡管近年來個稅起征點一再提高，但很多人仍然覺得稅負太重，要求提高起征點的呼聲不絕于耳；另一方面，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絕大多數工薪階層并不用繳納個稅，與國外相比，我國的個稅繳納群體所占比例要小很多。

　　專家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矛盾，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在收入調節方向和力度上的問題有關。比如對于生計費用的扣除，沒有考慮納稅人的家庭人口、贍養系數、家庭總收入、物價上升等因素對個人開支的影響。在計征辦法上，實行分項課征，造成所得來源渠道多和隱蔽性強、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不納稅或少納稅，而所得來源渠道少、收入相對集中的納稅人多納稅。正是由于這樣的稅負不公平，才導致很多中等收入者覺得個稅負擔沉重。

　　稅收是否存在“逆調節”

　　過重的負擔不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員工的收入增長

　　在長期從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看來，不僅是個人所得稅，稅收杠桿在很多時候對收入分配都是“逆向”調節的作用。

　　“這首先表現在中小企業的稅負過重。”周天勇分析，企業需要承擔的稅收包括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但據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對于小企業都采取按營業收入的13%“包稅”，過重的負擔擠占了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不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企業員工的收入增長、福利增長。

　　由于小企業一般是勞動密集型居多，其發展對于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義。周天勇說，通過分析比較可以發現，一個國家或地區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數量多少，與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成反比，數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較多。反之，數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大。

　　相比較而言，由于財產稅的空缺，富人承擔的稅負與其納稅能力相比，就顯得很輕。“目前，房產稅、遺產稅都還沒有開征，個人所得稅方面，高收入者也可以通過很多方式達到逃稅、避稅的目的。因此，越富的人積累得越多，稅收杠桿的調節作用沒有得到體現。”

　　資源稅的調節作用也沒有得到體現。周天勇說，在國外，對于電信企業使用的空間頻道資源都會征稅，我們在這方面是空白，本該屬于國家的稅收變成了相關電信企業的利潤，也成了這些行業畸高收入的一個來源。煤炭等礦產資源近些年來已經成為暴富的源頭，稅收在這方面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橄欖型”社會怎么建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

　　我們離“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還有多遠？

　　有測算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存在著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達62%。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農村，占農村總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國現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結構，類似于一個寬底座的金字塔，與“橄欖型”收入分布還有不小的距離。

　　針對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我國前幾年提出了“提低、擴中、調高”的思路。周天勇認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而中低收入者絕大多數是主要依靠勞動獲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擴大就業。與直接“給錢”、讓利相比，讓低收入者安居樂業，收入快速增長，才是更加可持續的方式。

　　周天勇說，“擴中”則需要大力鼓勵創業，發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業的小企業，以改善創造和分配財富的結構，讓更多“小老板”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專家認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應該發揮更大作用，通過發揮財稅政策的收入轉移作用，確保財政的公共性和滿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有關方面的發展目標。通過加大二次分配領域的調控力度，將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重點，逐步轉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廣大農民，更好地滿足人們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讓高收入者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例如，加強針對高收入者的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適時開征物業稅、遺產稅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擔的新稅種，鼓勵高收入者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等。同時，要調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

　　在稅收杠桿中，消費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應當得到重視。2006年，我國對消費稅稅目、稅率進行了調整，新增了實木地板、游艇、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表等稅目，但對一些新出現的高檔消費項目如高檔娛樂設施，健身類、保健類設施，高檔住宅仍未列入征稅范圍。有專家建議，應當對消費稅稅目和征收范圍進行適時適當調整，增強其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許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