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傷未愈，新傷又起。在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美“財政懸崖”步步緊逼以及新興市場增速放緩這三大難題的同時炙烤之下，從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到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們正在使出渾身解數，力圖將各自經濟體乃至全球經濟引向持續穩定復蘇之路。然而，經歷了2008年至今的數輪救市干預以及種種促復蘇舉措之后，很多經濟體在政策應對上已經呈現強駑之末的疲態。特別是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財政政策已從刺激走向緊縮，從而迫使貨幣政策再次沖到救市第一線。面對如此的政策應對格局，人們在期待其效力顯現的同時，又對可能的負面影響心存擔憂。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實驗室特約研究員熊愛宗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提出，對于發達經濟體來說，在財政政策空間有限的情況下，貨幣政策作為少數可用的工具之一，發揮救市作用無可厚非，但是這樣的政策應對可能帶來的短期效益和長期隱患值得關注。相比之下，新興經濟體雖在政策應對空間上尚存較大回旋余地，但外部經濟與政策環境的復雜性令其在具體的政策決策上面臨兩難，而這對其應對內部經濟減速亦產生了一定的掣肘影響。

　　財政政策多國關鍵詞轉向“緊縮”

　　經歷了過去四年中幾乎是全球性的數輪財政刺激之后，政府開支膨脹、赤字高企、債務激增已成為很多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風險。為了解決這些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次生問題，“緊縮”正在取代“刺激”成為歐美財政政策的關鍵詞，而這對于元氣未復的全球經濟來說不僅難言助力，更增添了重重障礙。

　　歐洲方面，雖然近期圍繞緊縮措施的爭議頗多，但熊愛宗認為，現有分歧主要是集中于緊縮程度和緊迫性，而非是否采取緊縮措施，這說明各國領導人仍然認同“只有嚴格執行財政紀律才是其緩解沉重債務壓力有效手段”的觀點，而財政緊縮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未來歐洲治理的主旋律。“不過，這也并不意味著歐洲財政政策將毫無施展空間。”他說。

　　美國方面，目前其面臨的“財政懸崖”已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發展最大的風險之一。事實上，即便忽略這一險情，美國客觀上的財政擴張空間也已經十分有限。數據顯示，2012財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再次超過1萬億美元，這也是該國連續第四年出現萬億美元赤字。同時，美國政府債務規模也已突破16萬億美元，再次逼近國債上限。因此，要解決“財政懸崖”，就必須提高國債上限，而這又免不了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爭斗。

　　“無論如何，財政政策都將是美國經濟一道難過的坎。”熊愛宗表示。

　　相比之下，新興經濟體的整體財政狀況要好于發達經濟體，在政策操作上存在較大的回旋空間。例如近期，巴西、韓國等國都推出不同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但是個別經濟體的財政狀況卻令人堪憂。以印度為例，標普預計在2012財年里，印度的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將升高至6%，遠高于預算目標的5.1%。毫無疑問，這將為印度的經濟復蘇造成阻礙。

　　貨幣政策量寬邊際效用遞減

　　在財政政策缺位甚至成為復蘇絆腳石的背景下，9月份歐美兩大央行雙雙派發量寬“禮包”，分別通過OMT(直接貨幣交易)和QE3(第三輪量化寬松措施)來承諾提供無限量、無限期流動性支持，此后，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央行亦紛紛采取各種放松貨幣政策的措施。受發達經濟體“開閘放水”影響，巴西、韓國、泰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經過短暫觀望后也跟進放松貨幣政策，但總體來看，新興經濟體在貨幣政策方面仍存分化趨勢。

　　熊愛宗認為，目前歐、美、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財政政策都被限制住了手腳，貨幣政策雖然效力在下降，但是已成為政府眼下少數幾個可用的工具之一。從QE3來看，美聯儲在聲明中指出，除非就業市場出現重大改善，否則將會一直執行下去。而歐債危機的久拖不決，也決定了OMT操作的長期性。因此，無論是美國的QE3還是歐洲的OMT都大有背水一戰的意味。但他同時提出，新一輪量寬措施的邊際效用正在逐步減弱，因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受損，擴張性貨幣政策并不能轉化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彈藥”。美國方面，在長時間的寬松貨幣政策環境下，流動性對于美國經濟已不是問題，其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不是來自于貨幣成本太高，而是企業投資的盈利預期不佳以及居民部門缺乏進一步消費擴張的持續收入基礎。歐洲方面，熊愛宗認為，OMT本身的目標定位不同于QE3，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購買重債國國債來降低后者融資成本，因此，如果這一措施最終如愿獲得實施，其在緩解歐債危機局勢方面或值得期待，相比之下，該措施拉動經濟的效力就不是關注的重點了。

　　在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的帶動下，巴西、韓國、泰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都在近期選擇降息，但熊愛宗認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在貨幣政策方面也將開始出現分化。例如對于巴西來說，連續大幅的貨幣政策刺激下，巴西經濟出現企穩回升跡象，同時通貨膨脹壓力逐步增大，未來降息空間不大。印度的情況更加復雜，雖然經濟增長趨緩明顯，但由于該國通脹壓力依然很大，因此其在2012年4月啟動首次降息之后便一直按兵不動，決策者的兩難境地可想而知。

　　央行頻繁救市引爭議

　　在第三季度的政策應對中，各經濟體央行表現活躍。對于央行頻繁伸出救市之手的做法，業內人士存在頗多爭議。熊愛宗認為，對于一國央行來說，在經濟下行階段啟動擴張性貨幣政策無可厚非，但是大規模、頻繁的救市至少要考慮兩個因素：第一，危機時期，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受損，貨幣政策效力將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在大規模刺激之前，首先應修復傳導機制；第二，發達經濟體大國應考慮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在經濟全球化下，對一國有益的政策未必對其他國家是有利的，這種負向溢出可能通過各種渠道再反饋給本國，從而造成全球經濟受損。

　　目前，歐美量寬措施邊際效用遞減已成共識，而其溢出效應也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擔憂。熊愛宗表示，無論美國的QE3還是歐洲的OMT，都屬于無限量、無限期操作，因此相比之前的量化寬松，其對市場的沖擊將會更大。這其中，OMT屬于沖銷式操作，因此，歐元區的基礎貨幣投放并不會因為OMT的實施而出現激增，相比之下QE3對于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要更大一些。